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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論》走入政經歧途的台灣
◎盧世祥
近數月來，經濟壞消息不斷。在各種經濟變動中，「該漲的不漲、不該漲的大漲」最讓一般人受不了。該漲的，如薪水、經濟成長，都呈現萎縮；該跌的，如物價、失業率，反而上升。壞消息如果只是短期現象，也許還不足為慮，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卻顯然是長期問題。更糟的，至少今後三年半，主政者是以「無能」著稱的馬英九政府，不僅對經濟困境束手無策，還經常製造麻煩。
馬政府是麻煩製造者，國人最近看得更清楚。它以證所稅把股市搞得雞飛狗跳，補充健保費引發銀行存戶「拆單潮」。最惡質的，它是百物皆漲的罪魁禍首，在沒有妥善規劃的情況下，發動油電雙漲，引起預期心理，帶動物價全面上漲；而它所宣稱的中油、台電「改革」，至今無影無形。
除了景氣的困擾，我國經濟其實面臨更大挑戰；現今在國際經貿競爭較南韓瞠乎其後，於「四小龍」墊底，可能還不是最壞的狀況，如不能有效對應，勢必就此沉淪。箇中癥結，在經濟產業發展策略二十年前布局錯誤，產業升級不足，尤其以「降低成本為首要考量」的發展模式，更導致如今的困境。
二十年前，台灣當時正積極邁向先進國家之路，面臨上進、南向與西進三個選項。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有如打棒球，要從小聯盟打入大聯盟，這是上進；選擇南向與西進猶如從小聯盟的3A回頭打2A或1A，頂多只是權宜之計。其中，上進與南向都是走向世界，要克服許多困難與挑戰；同時間我國積極努力並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也是這種用心。相形之下，西進較少語言文化隔閡，是最容易走的路，但被磁吸與掏空的風險極大，更自陷被「以經促統」情境，並阻斷以國際化轉型的康莊大道；同期間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就跳脫不了當中國跳板的規劃。
長遠之計，理想的選擇應以上進為主，南向與西進為輔，但我國最終選擇大膽西進，經濟重心向中國傾斜。這一選擇，主要是為了降低成本，也出自對中共的無知與國家認同錯亂。其間中國吸引外資，朝「世界工廠」發展，台灣商人挹注大量資金於中國，無視李登輝前總統的「戒急用忍」，陳水扁執政未能落實「有效管理」，其後加上馬英九政府全面傾斜，最高竟把七成投資放在中國這個籃子，出口逾四成到對岸。
短視而不求上進，以降低成本為首要考量，的確讓台灣有些產業利用中國低廉而充沛的人力資源，若干業者獲利，或如有些商人所說的，「去中國包二奶也比較方便」。不過，種瓜得瓜，這一錯誤選擇也種下今天整體經濟的困境，連西進商人都受害。
追求降低成本，把投資及生產活動移往要素價格遠低於我國的地區，一定拉低國內水準，其中薪水被拉低最讓上班族受傷。立法院預算中心最近指我國近十年平均薪資增加遲滯，且水準遠低於鄰近國家；實質薪水倒退回十幾年前、初入職場年輕人月薪只約兩萬元，都是惡果顯現。另一方面，「便宜就好」的心態往往降低品質，從生產過程的零組件到消費品，廉價品常令購買者得不償失。
一味追求降低成本對產業最終也不利，它導致以代工和削價競爭為主要策略，代工看人眼色，低價隨時會被轉單，兩者都具高風險，且必然壓低獲利，以致連科技產業都淪為所謂「茅山道士」（毛利三到四趴）。更多西進產業，在中國的產業壯大之後，成為「騰籠換鳥」政策中被驅趕的鳥，只能西移內陸或東南亞，遭坑殺的不計其數。台海兩岸經濟產業關係既已從互補轉變為競爭，國安局最近報告指在中國台商「獲利已大減，三成面臨倒閉、三成正在苦撐」，道盡一切。
由降低成本主導，也必然輕忽研發與創新，對人才培養及提升品質著力不夠。與南韓相比，最足以顯示我國的不足，南韓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從五年前一直超過三％，台灣卻仍在兩趴多浮沉，差距且拉大近一個百分點。對於人力資源，南韓三星集團強調「人才第一」；剛辭職的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卻質疑，「為什麼拚經濟只能壓低勞動成本」，反映降低成本的普遍心態。然而，低工資絕對難以造就產業升級，反而是技術創新、建立品牌與提升價值的隱形殺手。
經濟之外的惡果，更嚴重傷害台灣的現狀與未來，其例罄竹難書。年輕一代因被鎖進「中國化」枷鎖，國際化程度普遍不如周遭國家；近日「台灣多益英語測驗分數落後南韓」新聞，只是一例。同樣地，「南向」政策如果持續，以如今東協重要性漸增，台灣經貿外交自不致被邊緣化。鎖進中國的台灣，無以走向世界；社會、文化、經貿、外交，無一不然。更嚴重的，繼「以商逼政」食髓知味之後，由於沒有台商敢向它說不，中國已把黑手伸進台灣政媒，並在總統大選「達陣」，民主政治因自主性受侵蝕而出現空前危機。
胡適說得好：「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工商界普遍短視而不上進，挑容易的路走，當年栽種的惡果如今一一浮現；集無能、傲慢與傾中於一身的馬政府，執迷不悟而政經繼續看對岸臉色，只會加重台灣的禍害。尤其中國「人口紅利」已成過去，「世界工廠」持續掉漆，經濟高速成長不再，而政經困境日益明顯，因當年錯誤的經濟發展策略而坐困愁城的台灣，我們的國家，如果不能及時改弦更張，力求上進，最壞的日子恐怕還沒到來。（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