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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鄒族湯守仁、汪清山槍決後 促轉會調查：親屬亦遭黨國監控迫害
1954年2月，鄒族原住民湯守仁（左上）、高一生（右下）、汪清山（左下）、方義仲等人被判處死刑，4月17日在安坑刑場槍決。根據促轉會調查，其親屬後來均有被威權當局監控、考管。（翻攝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行政院促轉會調查阿里山鄒族於威權統治時期受人權侵害之情形，透過前往鄒族部落田野訪談等方式，得知湯守仁案當事人家屬及部落內聯姻對象，多遭到威權當局監控，湯守仁之子在外求學，每逢寒暑假回部落，警察已守在家中等問話，湯守仁的妹夫原任軍職，只因與湯有親屬關係，最後僅能以中校退役。
促轉會於「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指出，在威權統治時期施行的入山管制、山地監控等統治原住民族措施下，政府對湯守仁、高一生、杜孝生等人在內的阿里山鄒族族人進行情蒐、追訴、審判。高一生等人被處刑後，政府對阿里山的情蒐並沒有停止。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於1970年啟動「靖山專案」，約談在1947至1948年間，就讀台中簡易師範的山地班學生，調查其是否參加高一生的讀書會和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學生中包括因湯守仁案交付感化3年的武義享和高一生長女高菊花，杜孝生也在專案約談對象之列。
促轉會調查，有人在筆錄中供認曾參與組織，也有否認參加者，但多數人後來都在政府的壓力下簽立「共匪及附匪自首份子脫黨立誓書」，在1971年拿到自首證。
此外，尚有政府對「特殊分子」的監控，其中對特殊家屬的考管或輔導考核，對象包括已決匪犯、服刑匪犯（含感化犯、在逃犯）、及現在大陸投附匪重要分子等在台之三代直系（含配偶）及關係密切之旁系家屬（年齡未滿18歲或已屆60歲者，原則不列管），內容有查明其言行與閱讀書報、往來關係、親友、經濟來源與職業，執行單位依甲、乙、丙等級由不同警察單位負責。
促轉會多次前往阿里山鄒族部落，透過口訪、諮詢、座談、焦點團體等方式，蒐集族人或其先輩被監控的經驗，由於鄒族社會的親屬連帶關係緊密，湯守仁案中當事人家屬及部落內聯姻的對象，多受到監控、管制。
例如湯守仁的兒子湯進賢，初中、高中到外地讀書時，每年寒暑假回到部落，警察已經在家裡等問話。湯進賢服義務役時，有時候放假回家故意不通知家人，但警察還是已在家裡等他，因為軍中輔導長將他的行蹤通知派出所。
方義仲的女兒方鈴美，案發時只有4歲，長大後發現自己所到之處都會被監視，與湯進賢的情況如出一轍，並長達數十年，侵害其隱私權。另有當事人汪清山的孫子汪大華，高中時要出國參與國際球類賽事，需經多人保證後方能出國；畢業後兩度報考公職，皆因身為政治案件當事人家屬而失去機會。
湯守仁的妹夫杜力泉、武義德的女婿梁錦德原任軍職，僅能以中校退役，皆因其安全資料上載明與附匪分子具有親屬關係。促轉會指出，前述案例顯示此類監控嚴重侵害人權，並使升遷受阻，工作權受到侵害。
據分析，依在阿里山鄒族部落的口述訪談，與部落論壇所蒐集到的族人經驗可發現，湯守仁案對鄒族部落所產生的影響，除了前述相關當事人的家屬、家族成員成為國家長期監控的對象，以致日常生活受到干擾，心理長期籠罩恐懼外，部落的社會信賴體系也受到打擊。
促轉會指出，由於國家掌握了事件的解釋權，掩蓋了歷史真相，部落族人無從得知事件脈絡，造成受難者家族經常在部落中受到質疑、孤立，甚至指責，引起部落內部的矛盾、衝突與對立。更因案件當事人都是鄒族菁英，他們在部落社會關係中原占有重要地位，遭此巨變，其家族受到創傷損害更為劇烈。在口述訪談和論壇中，可以發現這種裂縫與創痛幾乎存在整個鄒族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