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
進入台北交通病重 醫師開處方
〔記者陳曉宜╱台北報導〕飽受塞車之苦的人很多，但會因此付諸行動研究如何解決道路塞車的人卻很少，住在台北內湖的三總醫師趙興隆，就是願意付出心力研究、提出台北交通問題的專家。
趙興隆住在台北市廿年，經常飽受塞車之苦，從扁到馬長達近十年，他認真研究每個路口塞車的原因，並做成研究報告向市府陳情，希望市府正視改進，他會傳真、打電話到市政府，也會Call-in到廣播節目，甚至參加「市長與民有約」陳情，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佩服，馬英九看到他的研究報告更是驚嘆不已，並公開要求市府首長向他好好學習。
但是，他陳情的交通問題大多沒有解決，例如趙興隆會打電話到市府交工處，告訴他們那個路口的標誌不清、標線錯誤、燈號不對，或是機車停等區劃設不佳等，但他說，接電話的人聽聽之後，經常過了好幾個月還是沒有解決，所以他才會報名「市長與民有約」，希望馬英九能好好督促他的部屬改善。
他說，陳水扁的部屬就比馬英九的有行動力，過去他曾陳情羅斯福路和新生南路口因車流量太大，又沒有左轉燈，使得車輛都無法左轉成功，經他陳情後，扁市府立刻加裝了左轉燈解決問題，但從馬上任至今，他不知打了多少次電話，對台北市各路口問題提出建議，但他們從來沒改。
有一回，他向馬市府陳情三總前的路口禁止左轉，導致所有從成功路要左轉三總的車輛，都得多行駛二個紅綠燈到高速公路圓環，才能再繞回三總，上班時間塞車來回一趟，就又耗時二十分鐘以上，但經他陳情都沒下文，最後只好向市議員陳情才改善，這就是馬市府團隊的行政效率。
趙興隆說，他真的非常喜歡住在台北，所以才會很痛心為什麼塞車問題總是沒有辦法解決；他說，「只要站在某個路口十分鐘，你就可以發現很多問題，但這些官員只會坐在辦公室想辦法，卻不知道站在民眾的立場去想問題，想要解決交通問題，就去問問路人、駕駛、計程車司機，試著結合廣大市民的力量，就看你做不做而已」。
趙興隆說，路口是交通能否順暢的關鍵，如何爭取更多時間讓車流順利通行，是思考問題的前提，所以他發現，現行綠燈左轉出現的時間並不統一，也就是有些路口是先綠燈後再閃左轉燈，有些是先閃左轉燈再亮直行綠燈，很多車就會因不知情在路中間等了半天要左轉，等到最後竟變成紅燈，只好卡在路中間。
趙興隆說，這只是台北路口號誌問題的冰山一角，他還發現，有些道路接近路口後就是雙白線，所以如果是準備左轉的車輛就會跨線違規，因此應該提早掛設道路指示牌或提早標線清楚，讓駕駛人提早靠左；他也發現有些路口可以紅燈右轉，但機車停等區卻劃設在外車道前，使得右轉車被機車堵住，根本無法爭取時間右轉。
趙興隆說，政府官員總覺得這些小細節不重要，但事實上這些就是路口車流能否順暢的關鍵，如果號誌、標誌清楚，一定可以讓駕駛人通行得更為快速，如果每次燈號變換時都可以多爭取一秒，累積爭取的時間就不得了。
他認為，有些路口應該縮短行人穿越時間，讓右轉車可以爭取時間趕快通行，不要堵住路口；他也反對在交通尖峰時間取締紅線停車，警察此時應該是趕快要這些車離開，而不是堵在那開單；他認為，台北交通燈號應統一以箭頭燈指示行車方向，讓駕駛人可快速分辨自己行進的方向。
他說這個道理就是在說明，不論交通號誌或交警指揮，目的是要讓交通更順暢，不是以取締駕駛人為目的，如何能使交通順暢，就要怎麼做。
可是他說，這些管交通的人，研究精神都不夠，沒有人願意去測量一下，每一條路的連續號誌時間要維持多久，交通才會最順暢，也沒有人願意實地去觀察、統計每個路口塞車的原因是什麼、應該如何改善。
因為愛台灣 希望它更好
〔記者陳曉宜╱台北報導〕很多人一定覺得奇怪，一位工作如此繁忙的醫師，為何天天有時間在管惱人的交通問題？趙興隆的太太說，因為他太愛台灣，而且太有正義感。
趙太太說，有一次晚上快十點時他們開車去接小孩，看到路邊有人車子被拖吊，因為已經過了拖吊時間，趙興隆看了很生氣，就主動幫人家打電話到交大抗議，直問他們怎麼可以逾時拖吊別人的車。
趙興隆說，台北交通取締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他認為，馬市長如果有魄力，就該取消現在的拖吊制度，應該在停車位充足的區域，才可對違規車輛拖吊，否則政府都無法提供足夠車位，卻要人民守法，非常不合理。
趙興隆總是能大聲說出台北市民的心聲，除了正義感，還有研究精神，他可以在等紅燈時，觀察、思考這個路口塞車的原因是什麼；他可以在半夜帶著妻子，去把號誌不當的路口拍下；他可以每到一個外國城市，就去觀察當地的交通號誌是如何處理，交通規則是如何訂定。
但趙興隆卻笑說，「因為我很喜歡Call-in到廣播或電視台，所以才可以常打電話給官員啦！不過我曾Call-in拿到棒球賽門票，但打給官員，改善卻不多」。
趙太太說，「其實是因為他太愛住在台灣，所以他對這個國家，對這個城市有用不完的正義感與熱情，孩子們都想移民，但他就是不肯」。
趙興隆說，「沒有任何地方比台灣更方便，但生活品質不好是大缺點，所以他希望自己的一點力量，可以改善這種狀況，他也相信馬英九是個聽得進建言的人，所以他願意不辭辛勞，拍照、製作台北交通研究報告，一直到首都交通改善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