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
進入《星期專論》剩下就是我們的事了
◎ 王美琇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鄭南榕在獄中的記事本封面，寫下杜甫的詩。彷彿預言著自己的命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看來，鄭南榕烈焰焚身的意義和生命哲學似乎依舊是寂寞的。
踏尋著烈火的灰燼和許多人的疼痛記憶，讓我們慢慢走回歷史場景吧。
以自焚捍衛價值和信念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鄭南榕於他創辦的雜誌「自由時代」週刊上，刊登了許世楷先生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引起國民黨的強烈震撼。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因意圖叛亂罪收到法院傳票，鄭南榕拒絕出庭並發下誓言：「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抓不到我的人」，開始在雜誌社內展開自囚行動。
其間國際特赦組織曾來電關切，鄭南榕回了一封信。他說：「目前本人拒絕因『涉嫌叛亂』出庭。本人確信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中，不得因非暴力方式表達非暴力政治觀點而冠以叛亂罪嫌。從現在起，我將自己『關』在辦公室內，並照常編輯本社週刊，以此種非暴力的方式表達本人對此『叛亂案』的抗議。」
一把打火機和三桶汽油桶伴隨鄭南榕整整七十一天，直到四月七日員警衝入雜誌社時，他點燃火苗將反鎖在總編輯室的自己活活燒死。
在自囚期間，他在雜誌上寫著：「爭取正義與公理當即知即行，而非坐待統治者時緊時鬆之際，思謀或激進或保守的行動。」他劍及履及的行動哲學，在死前一刻依然像百年雕像般堅固不移。
已故的陳定南先生曾經描述鄭南榕：「半個世紀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人像鄭南榕那樣，能夠在短短五年之內，數度引導台灣的歷史走向，使台灣更接近民主與自由的境地，這就是他的不凡之處，也是他對兩千萬同胞的遺愛。」
用生命衝撞出民主自由
一九八四年鄭南榕創刊「自由時代」，並以此做為反抗基地，開始展開衝破戒嚴鐵蒺藜的震撼民主之旅。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抗議國民黨戒嚴統治三十七年，台灣史上第一次出現「反戒嚴群眾運動」；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他和陳永興、李勝雄等人發起「二二八和平促進日」，並在二月二十五日，和林宗正牧師、黃昭凱領軍在台南展開四十年來的第一場二二八紀念遊行，正式衝破長達四十年的二二八禁忌；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北市金華國中「反國安法」演講會中，他公開主張：「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一九八七年九月策劃「蔡友銓和許曹德台獨案聲援活動」；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與黃華等人推動「新國家運動」，巡迴全國傳播台灣新國家、新憲法、新文化的思想啟蒙；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雜誌上刊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最終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以烈火焚身拒絕被捕，以死亡捍衛「百分百不容被侵犯的言論自由與思想價值」。
鄭南榕用生命做為代價，強力撐開了被國民黨戒嚴統治四十年的禁錮的社會和心靈，促成了一九九○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以及一九九一年李鎮源和陳師孟發起的「廢除刑法一○○條」行動等。當時的李登輝前總統順勢而為啟動民主改革，先後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取消海外黑名單返台禁令、國會全面改選等。台灣就此開啟了新一頁的民主時代。
用生命衝撞出民主自由的空間，以自焚捍衛尊嚴和價值信念，這種高貴的生命情操和實踐哲學，恐怕不是成大王文霞之流所能理解，他們更像是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說的「邪惡的平庸」吧。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去年我曾和葉菊蘭女士談起這段往事，雖然經過二十四年了，她依然淚流滿面。葉菊蘭說：「我和竹梅直到南榕自焚十年後，我們才能夠談爸爸，母女兩人談到抱頭痛哭，彷彿十年的壓抑委屈一舉傾瀉而出。」
葉菊蘭告訴竹梅：「爸爸拋棄了我們，傷害了我們，但是他為了捍衛理想和信念，用最激烈和最痛苦的方式把自己活活燒死。他對我們雖然殘忍，但他用這麼痛的方式燒死自己，其實他對自己更殘忍。所以我們要原諒爸爸，而且要理解他為什麼非如此不可。」
在鄭南榕自囚期間葉菊蘭曾問他：「你如果就這樣走了，我們以後該怎麼辦？」鄭南榕沉默片刻，輕輕地回答：「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
訣別人世前鄭南榕曾對友人說：「未來發展是難以逆料的，但我始終堅信，唯有靠人民力量的全面覺醒，台灣才會有公理正義真正降臨的一天！」
鄭南榕用生命寫完最撼動人心的詩篇，身為台灣人，這一課「鄭南榕」，你不能不知道；而他所未完成的歷史課題，就由我們來書寫吧。我想，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作者王美琇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