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
進入《薛瑞福專欄》二○○八奧運：一個溫和的提議 奧運旗幟公投
增加台灣好感 北京仍有機會
看來奧運聖火將不會經過台灣。真遺憾。北京又失去一次增加台灣人對中國好感的機會。其他的機會也都已成過去。（例如中國沒有認真努力讓部分賽事移到台灣舉辦—雖然他們正確地指出，國際奧委會規章限制比賽場地與主辦城市間的最遠距離，但中國也沒嘗試爭取特例。）儘管機會越來越小，但中國還是有機會找到更具創意的方式，讓台灣跟其他國家能更體會到北京奧運開明變通的一面。
在奧運開幕前的一年正是外界開始關心主辦城市準備進度的時刻。選手、教練、官員、贊助廠商、媒體、運動迷都會注意賽場建設、容納大批人潮的基礎設施，甚至是比賽期間的環境品質。同時，熱心的參賽選手跟觀察家也會開始預測各場賽事的強弱與最後的獎牌數量。
而就跟所有運動賽事逐步逼近的時期一樣，另一種形式的對話此刻也越來越熱烈—政治對話。雖然運動迷跟「奧運純粹論者」大概都堅持奧運應該超越政治，但事實上奧運卻都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而且多數來自於國際因素。簡單回顧一下奧運歷史，就會發現「政治色彩」來自國家（例如美國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因此抵制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以及蘇聯回敬一記抵制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來自個人（例如，湯米．史密斯及約翰．卡洛斯在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奧運頒獎台上比出「黑人力量」手勢以支持美國民權運動），甚至更悲哀的是來自恐怖份子（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上殺害以色列選手）。
國內外情勢形塑奧運政治議題
在部份例子中，特定一屆奧運的最重要政治議題會同時來自主辦國內部情勢及國際性議題。這樣的奧運賽事來自於主辦國家及政治領袖希望藉奧運推動重要國內目標（不僅是促進國內經濟及國際聲譽），並同時對國際社會傳遞政治訊息。例如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希特勒一方面鞏固納粹主義在國內的支持，一方面對國際宣傳「亞利安民族至上論」）、一九八四年薩拉耶佛（冬季）奧運（南斯拉夫領袖急切希望藉奧運來建立國家尊嚴及團結以避免內戰發生）、一九八八年的漢城奧運（盧泰愚總統企圖加速國內政治改革及展現面對兩韓分歧的新態度）。
這三個例子裡的政治領袖都希望藉「國際鎂光燈效應」誘發某些特殊助力。由於清楚在兩週的比賽期間內，全球注意焦點都會放在各主辦城市上，奧運提供了讓這些政治領袖可以藉此將內政導往他們所希望方向的契機。但結果卻常常出乎意料—例如一九三六年，傑希．歐文斯一個人就贏得四面金牌，顛覆了「亞利安民族至上論」，而希特勒的國際聲望更因拒絕參加歐文斯的頒獎典禮而受損。而薩拉耶佛奧運後十年，巴爾幹半島國家又再度陷入內戰，甚至連奧運賽場都難逃攻擊。看來似乎只有漢城奧運成功的完成了當時政治領袖所寄望的目標、加速政治轉型。事實上，許多分析家認為，主辦一九八八年奧運促使南韓領袖願意解除戒嚴並支持政治改革。
中國亟盼以奧運提升國家尊嚴
我不禁想到，從政治的角度來說，二○○八奧運的形塑過程有點類似一九三六年、一九八四跟一九八八年。中國政治領導人急於在國人面前利用奧運為樣板來提升國家尊嚴，並展現中國合法且正當的領導人的現代性、競爭力及管控能力。對於國際社會，中國想展現「和平發展」的一面，顯示自己可以成為負責任、可信任的國際強權。
如果你同意我前面的評論，那接下來的問題當然就是，在國際鎂光燈來去之後，中國這次奧運到底跟那一屆比較像—一九三六、一九八四，還是一九八八？鎂光燈下的中國，到底是會成為一個背離國際主流人權價值及尊嚴的國家（一九三六），還是一個對內部挑戰及紛爭準備不足的國家（一九八四），還是致力現代化、改革及建設性國際行為的國家（一九八八）？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能搜集到的資訊顯示情況還不明朗。往好的方面看，中國積極改善環境或許是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一員的跡象；但壞的部分是，中國以奧運建設為名徵收民間財產，或是臨時通知後就趕走工人及居民—代表就算是奧運也不可能迎來人權價值的光明前景。
台灣遲早會被捲進北京奧運情勢的討論之中。中國對台灣的態度或許能看出北京奧運跟那個歷史先例最像。在這個時點上，資料相對稀少。但如同開始所提到的，機會不斷流失之中。但現在還有時間掌握剩下的機會，並正面處理部分未來的某些相關議題。比如，何種層級的官員可以陪同代表團前往北京參加開幕典禮？該如何對待台灣的獎牌得主？（包括萬一台灣贏得金牌要播放那首「國歌」？）以及，或許是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個問題，台灣選手要在何種旗幟下參加開幕式？
對台釋善意 可鼓勵旗幟公投
所有的問題都脫不了我的溫和提議。的確，所有問題都已經由國際奧委會處理過，中國不需要偏離之前的作法。但若中國選擇要更努力一點，我有一個建議。在我謙卑的想法當中，中國應該鼓勵台灣自己決定到底要用什麼旗幟參加二○○八年八月八日的北京奧運開幕—透過公投決定。中國只需要使出聰明的一招，就可以確保公投的結果會帶來很多好處：一方面代表中國支持台灣人民及民主成就；可以將台灣人民的精力從真正的政治主權問題上導引到較溫和的象徵性宣示；也可以向國際宣示，中國具有解決與台灣分歧的和平精神。對台灣來說，奧運旗幟的公投也可以達成多重目標：可以當成探索、討論、表達國家認同的機會；也可以避免掉更改憲法或國旗的刺激性言論（畢竟，台灣是以會旗出賽，而不是國民黨的黨旗）；也可以消弭尷尬跟羞辱感（包括北韓、伊朗跟其他一些令人厭惡的國家都可以以自己的國旗出賽，但台灣卻只能使用會旗）；順利舉辦公投也能進一步強化台灣民主（不像二○○四年的公投沒有跨過五○％門檻）。
我知道我的提議不太可能被北京領導人接受。不過，他們也許會受到奧運精神及作為奧運的拉丁文銘言感動：「更快、更高、更強」；也許，他們可能在經過冷冰冰、硬邦邦、務實的利益計算後改變心意。誰能忘記兩韓代表隊步入二○○○年雪梨奧運會場、並在「韓國統一旗」旗幟下向觀眾揮手的畫面？北京的領導人對所謂的台灣「同胞」到底多有信心，相信台灣選民會真的選擇一個代表中華統一的旗幟？
北京也許根本不需要這種信心，就能見到台灣溫和的期望表達，其實是符合中國的利益。只要在面對國際社會時擺出自信的臉譜，北京不就贏了公投？
如果中國忽視我的持平之論，那至少希望中國能有智慧及勇氣，在所有與奧運有關的事情上，對台灣奧運代表團及台灣人民伸出友誼之手。假如中國能做到這點，那每個人都能光榮的站上比賽場地、盡力完成比賽—而不需遺憾錯誤歷史總是一再重演。
（作者薛瑞福為美國國務院前亞太副助卿；本報國際新聞中心胡立宗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