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忠榮╱特稿

辜振甫在海基會董事長任內，即使動見觀瞻、備受兩岸朝野敬重，但辜振甫與對岸的任何協商、對話，始終堅持一個原則 - 「政府授權」，絕不踰越海基會是由「政府主導」的「民間團體」角色，對照國民黨主席連戰即將前往大陸展開「國共和談」，令人唏噓。

海基會成立的緣由，在其製作的「辜汪會談」專刊中即提到，自民國七十六年政府宣布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後，衍生兩岸偷渡、走私、犯罪及其他民間糾紛，亟待解決。當時鑒於中共當局不斷在國際上杯葛台灣，堅持「一國兩制」，且從未放棄武力犯台，這些因素使政府必須以國家安全、人民福祉為考量，以審慎態度來從事兩岸交流，因而構思成立三個不同層次的機構來規劃、處理大陸事務。

三個機構是國統會、陸委會、海基會。海基會於民國八十年正成立，負責處理政府不便出面之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及事務，連戰在國民黨執政時歷任高官，這些背景不會不知。

海基會與海協會其實就是掛著民間團體招牌的兩岸官方機構，當初設計這樣的政府「白手套」，就是避免兩岸在未獲政治共識之前，對岸以「一中原則」套住台灣。

探討兩岸兩會過去的交手經驗，雙方盤算即顯有不同：台灣意從事務性問題切入，以解決兩岸人民的權益問題為出發點，透過事務性協商，累積彼此互信及經驗。但中國則以政治問題為綱，在兩會協商過程中，對岸多次在「一個中國」定義打轉，致使「兩岸文書查證」、「兩岸掛號信函查詢補償」等事務性協商無法達成協議。

即使一九九三年的辜汪會談，舉行前都經雙方「預備性磋商」，敲定會談的主題等各項內容，但在會談展開後，對岸仍伺機出招，欲佔台灣便宜，例如四月二十七日辜汪在進行會談的大體討論時，汪道涵突然建議將兩岸三通排上議程，但這項建議超出預備性磋商共識，自是引發台灣代表的強烈反對，對岸的小動作可見一斑。

一九九五年時任總統的李登輝訪問美國，中國於是片面推遲第二次辜汪會談的舉行，兩會高層的再度接觸，則是到了一九九八年的「辜汪會晤」。

辜汪會晤的重要意義在於重啟兩岸對話協商，而且辜振甫無異是以「總統特使」的身分前往大陸，和中國的最高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會面，上海的「辜汪會晤」固然重要，但重頭戲則是隨後在北京的「辜江會」，台灣必須不卑不亢地表明立場，力抗中國的「一中原則」。

「辜江會」辜振甫主談的是「民主」，向江澤民介紹台灣的民主經驗，力陳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可與大陸分享；江澤民則表示，民主化不是世界唯一的政治體系，各地區情形不同，也有不同的民主，大陸也重視民主，但仍有一些客觀因素，只能進行基層的民主建設。

辜振甫在兩岸關係中打滾十多年，言必稱政府，從不拿國內未獲共識的東西和對岸談論，與江澤民的對話中也是以台灣最具優勢的民主，向極權的中國侃侃而談，與辜家有數代交情的連戰，看看辜老風範，不知該汗顏或起而效法，勇敢向胡錦濤大談民主？

不用抽 不用搶 現在用APP看新聞 保證天天中獎　 點我下載APP　 按我看活動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