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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論》重建貼近人民的司法
◎王景弘
美國史丹福大學校園發生強暴案，涉嫌性侵的學生被判有罪，但法官卻只判他有期徒刑六個月，引起軒然大波，網路連署要求法官下台，地區選民更發動罷免這個恐龍法官。
台灣恐龍法官 不向人民負責
台灣恐龍法官層出不窮，人民罵歸罵，卻拿他們沒辦法。台灣的法官高高在上，不必向人民負責。
美、台司法體制相異，人民的評價也大不相同。民調顯示，台灣人民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信任法官，百分之六十五不信任；法官的信任度比記者、立委及政府官員還不如。
相反的，依美國人民信賴度調查，政府三權之中，司法最獲人民信任，有訴訟經驗者高達百分之七十二對司法的公正感到滿意，而且聯邦法官也被認為比記者、醫生、內閣閣員、其他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勞工領袖及工商界主管，更顧及公共利益。
司法官受控制 距離人民遙遠
為什麼美、台司法所得到的評價有這樣大的差異？很顯然的，制度不同，歷史背景和對司法觀念的差異都是問題，台灣司法要民主化、現代化，必須嚴肅面對這些問題。
美國司法與人民有密切交集，人民能參與防範法官濫權與不公；台灣的司法因為有「官」的觀念，被獨裁者做為統治工具，司法官受政治控制，離黨國很近，離人民很遠。
有兩項機制使美國司法接近人民，第一是法官任免：大部份州的法官是民選，有任期限制，人民有權罷免，或不同意其續任；第二是陪審團制度，即使聯邦法院法官是總統經國會同意任命，有終身保障，但依憲法規定，不論刑事或民事訴訟，被告都享有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法官民選也即對人民負責，其能力與公正性受人民監督。陪審團制度是獨立宣言的訴求，之後列為憲法保障的權利。大陪審團決定檢察官是否有足夠證據可以對被告起訴；小陪審團則負責決定被告是否有罪。陪審團依證據定罪，免於受腐化恐龍法官「自由心證」，或偏激檢察官濫訴之害。
法官採用民選 公正性受監督
台灣採行歐陸法系，並沒有這種防弊及接近人民的機制，更嚴重的是它的司法體系摻雜中國傳統「官」的概念，長期黨國統治，更淪為獨裁者整肅異己、衛護政權的工具。
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中山，在滿清帝國覆亡之後，並沒有掌權執政。他羨慕蘇聯共黨政權的「成功」經驗，在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把「黨」置於「國」之上，要經過黨國「訓政」，再制憲行憲。
但國民黨獨裁「訓政」後，內憂外患，黨徒內鬥，一九四六年底才制定沒有中共參加的憲法；一九四八年行憲選出的總統蔣介石，一年後便因內戰失利「下野」，中共渡江，國民黨崩盤，蔣介石流亡台灣又「復行視事」。
戒嚴統治濫權 司法只是工具
蔣介石凍結憲法主要條文，在台灣實行戒嚴統治，司法只是黨國的統治工具，國民黨嚴格控制司法人員的任用、訓練、升遷，形成「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和「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司法亂象。
獨裁者恣意濫權，制度與人民脫節，司法失去應有的獨立與公正，自然失去人民的信心。司法改革空喊多年，國民黨本性難移，這次大選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才帶來真正司法改革的機會。
台灣司法改革不是照抄別人的制度就能解決，更何況美國也有人批評陪審制度延宕審判，陪審團的程度常見不足。但建立司法更接近民意、更能回應人民監督的任用與淘汰體制，明顯有其必要。
美國法學教育七年，考取律師，有法律實務歷練，才可能獲考慮出任法官。台灣法律系只讀四年，高考及格，經過黨國體制的訓練，便可以出任法官，其獨立人格、思考與判斷能力便相對薄弱，而人民又沒有約制的機制。
改變遴選辦法 強化司法中立
要改變法律教育制度需要時間，較容易著手的是改變司法人員遴選辦法，任用已有成就的律師和法律學者，以提高素質；取消或改變司法人員講習內涵，著重專業、倫理和公平獨立精神，強化司法中立。
在全民覺醒，要建立正常民主體制之際，司法人員也應覺醒，擺脫黨國支配，獨立、公平、公正的審理民刑事案件，這是人民的最基本要求，也應該是法律人所追求的理想。如果司法人員能自重，盡到自己的職責，司法的改革便已邁進一大步。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