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記者陳彥廷／特稿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布參選總統後，持續遭質疑他任職新聞局長、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時打壓言論自由，宋終於首度鞠躬道歉。以宋標舉希望台灣社會和解、拋棄歷史傷痛的用心，他的道歉展現了國家領導人應有的格局與高度，誠然不易；但，若要說實踐了轉型正義？恐怕還差十萬八千里。

宋楚瑜的道歉，並非為他個人所作所為道歉，他說「很榮幸地代表時代」道歉；他要代表的時代，至少是從一八九五年台灣遭割讓給日本起算，中間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事件的上百年。可惜的是，遑論全台各族群的百年糾葛、傷痕，宋楚瑜連擔任黨國文化管制執行者的不到十年，他自己都未能徹底反省。

誠如宋楚瑜一再提及，他「從沒直接做過什麼打壓的事情」、「那個政策我那時也是環境的一部分」、「當時有其時代背景」，沒有人會認為，宋是打壓言論自由和多元文化的元凶。

然而，「轉型正義」關注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社會後，過去遺留的諸種不公不義及其究責問題，宋楚瑜在威權政府中任官、服從於體制，就算不是他「發明」那些政策，他身為執行者的角色終究是須被檢討的一環。

外界近日以著名哲學家漢娜．鄂蘭所提「邪惡的平庸性」概念來批評宋楚瑜，鄂蘭是在觀察德國納粹軍官艾希曼遭判刑過程後提出此概念，她並於該書結論處強調，「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

宋楚瑜想告訴台灣人：「一切傷痛到我為止」。不過，如果他始終閃避自己曾在體制中服從、支持威權政府壓迫作為，不談過去傷害了誰、自己該負甚麼責，如今又怎能扛得起台灣錯綜複雜的百年傷痛？怎能讓轉型正義在他手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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