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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夷將‧拔路兒遭調查局監控12年 直到解嚴後1998年才停止
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揭露，調查局過去監控夷將‧拔路兒（右1）長達12年之久，直到1998年才終止監控。（資料照）
〔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揭露，調查局等情治機關監控原住民的情形，台灣原運代表人物夷將‧拔路兒（舊漢名劉文雄、現任原民會主委）曾遭調查局監控長達12年，直到全面解嚴後過了6年，1998年調查局才終止對他的監控。
促轉會指出，1980到1990年代是原住民族推動「正名」、「自治」及「還我土地運動」等權利維護運動的重要時期，又因與黨外組織（如台灣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密切來往並相互支援，原住民族知識青年和傳教者遂成政府監控的重點目標。
例如1983年創辦《高山青》刊物的台灣大學學生Iban Nokan（舊漢名林文正）、創辦《澗水藍》刊物的台北工專學生張天使，以及「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的多位幹部，如夷將‧拔路兒、莫那能（舊漢名曾舜旺）、丹耐夫正若（舊漢名童春慶）及胡德夫等，皆名列情治機關的監控檔案中。
促轉會提及，針對原住民菁英與社群的政治偵防，與平地、漢人並無太大差異，也不會特別區分，因而難以分辨監控檔案內被監控者的族群。以「山地獨立運動案」當事人廖英助為例，他的名字就曾出現在以海外學人安全查核的「海光專案」、「維民專案」中，此外還有「定山專案」就是以廖英助為主要對象所進行的監偵調查。
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透過情治機關進行的不法偵蒐行為，除了對當事人的人際互動和社會參與造成極大的干預，也對原住民族權利的推展與維護造成不利的影響。
以「定山專案」為例，廖英助身為原住民族早期少數的高知識分子，本來滿懷抱負，投入公職、爭取參與民意代表選舉，欲發揮一己所長，振興原住民族農林經濟，卻在長年政府的監控並對其職場進行不利之干擾情境中，對原住民族公共事務的活動力降低，逐漸沉寂、噤聲。
促轉會指出，更甚者如夷將‧拔路兒，調查局對他所進行的監控自1986年至1998年，長達12年之久。自監控檔案及歷史文獻資料可見，夷將‧拔路兒學生時期即積極投入原住民族權利維護運動，進而擔任原權會重要幹部，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自決意識，爭取原住民族的政治主體地位，政府卻略以「積極參與各類活動，發展原住民組織，鼓煽從事原住民獨立運動」視之，直至台灣全面解嚴後的6年後，才終止對他的監控。
根據檔案，調查局當年做出三點評估。一、劉嫌（指夷將‧拔路兒）自1992年1月卸任原權會長後，言行收斂許多，少參與社團抗爭活動，反國民黨的觀念已淡化。二、劉嫌1994年底因違反集遊法入獄服刑7個月，對政黨政治及民進黨政客感到灰心，決心離開反對運動。三、1997年3月起擔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員，已徹底放棄原住民獨立運動。
促轉會分析，總結而言，對於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社會而言，廖英助和夷將‧拔路兒並非個案。許多對原住民族社會發展負有理想、才能的知識青年和意見領袖，在政府當時重重控制和壓制下，被標示為預謀從事不法行為叛亂政府的嫌疑對象，雖未有明確罪證，但政府仍可恣意以偵蒐為由，對其人際往來、思想、言論自由進行干擾，阻卻原住民族對主體地位的追求和族群社會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