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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軍審制度成「壓迫體制」 促轉會研究：蔣介石操軍民生殺大權
促轉會研究直指，戒嚴時代軍審構成侵害公平審判原則的「壓迫體制」，且總統蔣介石對軍審判決結果擁有「核覆」權，生殺大權操之在已，實與獨裁君主無異。（記者陳鈺馥攝）
〔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行政院促轉會委託學界進行「威權統治時期軍事審判體制」研究成果出爐。該研究直指，戒嚴時代軍審存在侵害人權之處，軍審體制成為違反人權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並構成侵害公平審判原則的「壓迫體制」，且總統蔣介石對軍審判決結果擁有「核覆」權，生殺大權操之在已，實與獨裁君主無異。
促轉會研究指出，中國國民黨在1931年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在中國採取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一黨訓政體制。1945年戰後，國民政府開始統治台灣，從而引進一黨訓政體制。
1948年國民大會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隔年5月全台戒嚴，使台灣長期籠罩在一個非常體制下，直到李登輝總統執政後，1991年才中止動員戡亂，1992年結束金門與馬祖戒嚴，「非常時期」正式走入歷史。
台灣在戒嚴令頒布後，行政院以軍事機關擁有司法審判權，數度頒布軍法與司法的劃分辦法，讓軍法機關保留犯罪案件的自行審判權；1975年，行政院更發函要求觸犯「刑法」、「陸海空軍刑法」與「懲治盜匪條例」之罪與軍事或治安有重大關係者，得報請行政院就個案核定，交由軍法機關自由審判。
「非軍人交付軍事審判！」研究發現，1950年林邦均等多位民眾被控共同擾亂金融，經台灣省警務處偵訊後，函送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刑3至10年，該案呈報給蔣中正裁示變更判決，3人被處死刑；此外，包含雷震案、美麗島事件等案件，施明德、陳菊等被告都不具有軍人身分。
研究分析，威權統治時期的軍事長官對軍事審判結果擁有「核覆」權，無異於擁有軍事審判的終局決定權。軍事審判無法擁有獨立性，核覆制度是關鍵因素，核覆制度更是戕害人權的關鍵制度。
以台南開元寺證光法師高執德所涉政治案件為例，1954年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對高執德等8人所涉「叛亂」案進行判決，高執德被指控連續藏匿叛徒、知匪不報等罪名，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
但該案經保安司令部、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彭孟緝將「擬予照准」意見上呈總統府，經蔣中正指示，高執德等3人犯罪情甚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最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作出復審判決，高執德等3人改判死刑。
促轉會表示，總統蔣中正下令收攬軍事審判的終局決定權於己手，能決定受軍事審判的軍民生死與自由，實已臻集權之極，而與君主獨裁無異，有違「憲法」權力分立原則。威權統治時期的軍事審判體制對人權造成許多壓迫與侵害。
台南開元寺證光法師高執德原判處12年有期徒刑，判決結果上呈總統府後，總統蔣介石指示「均應發還嚴為復審」，最後軍審改判死刑。圖為高執德被槍決前的檔案照。（翻攝自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