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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論》馬政府的危機是台灣的轉機！
◎南方朔
一九八○年代後期，西方的社會與經濟學科出現了一門綜合性的「危機理論」，將危機的形成、發展及環環相扣作了既實證又理論的探討。
在那個時候，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的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詹姆士．奧康諾（James o’connor）即是個綜合性的學派領導人。他寫過多本經濟和財政危機的著作，後來寫了《危機的意義：一個理論性的初論》，詳細討論了危機環環相扣的肌理。他在該書中指出，危機由經濟危機開始，而後往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擴延，最後垂直降落，成為具有道德性的正當性危機以及整個社會的人格危機，社會上所有的人都被搞得疲勞不堪，筋疲力竭。奧康諾教授遂指出，危機的總結，乃是體制的拆散和重組，以及社會上每種角色間權力關係的重新設定，用德國思想家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的話來說，就是整個「社會的文法」已必須重來。九○年代歐美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提出「重訂社會新契約」，可以說就是危機社會和危機理論的總結，換成台灣人能懂的說法，就是整個憲政秩序的重建，社會各種角色權力體的關係重建。只有如此，台灣社會始能在一個新而更高階的秩序下形成新的社會聚合。
因此我認為，這次太陽花學運乃是台灣轉型的重要里程碑。過去幾年裡，馬由於大權獨攬，加上無能妄行，其實已把國民黨的封建性和台灣體制的不健全表露無遺，終於在這次服貿的問題上總爆發。這次的服貿問題，讓台灣人民見識到一個正常國家絕不可能出現的情況：
代議失能 台灣成現代王朝制
（一）任何正常的國家，重大政策的形成都必然有一定的程序，民意也必然有反映回饋的機制，最後在國會也有把關的功能。但台灣則是所有的角色都失去了功能。台灣已成了現代式的王朝制度，只有一個人說了算，其他角色都必須配合那一個人。這種情況縱使在民主程度相當不成熟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亦不多見。
執政者不思反省 還伺機反撲
（二）近代研究民主理論的學者早已指出，「自由」與「民主」並不相容，但西方從很早就把「自由民主」視為一個整體，就是西方理論家很早即找到了「自制」這個公約數。特別是權力的自制最為重要。除了「自制」外，能夠就事論事的去回應，以及合理的討論和「相互說服」也是自由民主的公約數。但馬政府卻沒有「自制」和「討論說服」這兩個最重要的品質，因而成了一種自由民主包裝下的獨裁，整個馬政府近年來，對民意和反對的聲音完全不理不睬，這種經驗和一九三○年代德義法西斯主義完全如出一轍。就台灣而言，這是嚴重的民主倒退。
（三）台灣的這種情況，領導人已出現了罕見的人格危機。他普通時候挾帶了控制黨國機器的絕對優勢權力而為所欲為，彷彿是個萬能的上帝；但因為每件事都忤逆了民意，都被人民厭恨，他又顯得非常的無助。這種「萬能—無助」的症候所造成的人格分裂，只會使他更加的往自以為萬能這個方向移動，近一年來，馬的民調支持度愈低，他的濫權妄行也愈嚴重。這種權力的瘋狂已在馬身上完全體現。太陽花學運過後，任何正常國家的領導人，多少都必會作出某種回應，但馬政府卻不，它仍在處心積慮的伺機反撲。迷信權力已成了馬的精神著魔。
太陽花學運 台灣轉型里程碑
因此，馬政府對學運已完全無感，學運後馬的國民黨改革，也只是想到必須強化宣傳，而不是他的整個黨國機器已完全的失智失能。不過這樣也好。這已使得整個學運成了喚起民眾的里程碑。學運等於瓦解了馬政府的正當性，其次的問題則是此刻的台灣，將由誰來扮演重新凝聚民氣、收拾台灣舊山河的任務？
學運衝擊 加強民進黨改革力
由於學運只是一種沖散舊結構的力量，學運不可能扮演整編新秩序的功能。因此整編秩序、創造新局，嘗試替台灣訂出新的契約和願景的角色，自然就要回歸到在野黨身上。學運退場後，頗使我感動的，乃是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主動的在下屆黨主席選舉登記前宣布不參選連任，緊接著謝長廷也聲明不會登記。蘇謝兩人的退選，各方或許會有不同的權謀解釋。而我體會到的，乃是學運所造成的衝擊，在沒有影響到國民黨之前，已先影響到了民進黨，民進黨的內部已開始形成一股動力，要替台灣的政治尋找新的感動人的力量，因此蘇謝的退選，基本上是一種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行為。任何一個新時代或新階段的開創，都必須有影響力的人出來做出具有道德制高點的表率。蘇謝這種行為和馬的迷信權力，不擇手段的連任黨主席，已成了高下立判的對比。因此，我相信，當一個政黨對道德力有了自覺，它未來的負責人必然會對政黨的行為、政治的轉型、願景的提出，未來的國民新契約的設定等具有道德意涵的問題會有和以前不同的思考。上個星期的一天，即學運退場之日，蘇主席深夜特地來我家探問，我忽然想起，那就是他的主席辭行，感動之餘，我祝福這個開始變得不同的政黨！
（作者南方朔為文化評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