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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失至親頻遭騷擾 天安門母親艱難走過30年

    天安門母親籲中國當局平反六四。(圖取自天安門母親網站)

    天安門母親籲中國當局平反六四。(圖取自天安門母親網站)

    2019-05-04 16:55:17

    〔中央社〕痛失至親、沒了工作、騷擾監視、無理拘禁,這是六四罹難者家屬「天安門母親」成員30年來的處境,他們當中有些人已辭世,活著的也70、80歲,而打壓他們的政權卻代代交棒,永遠不老。

    今年清明節,「天安門母親」成員張先玲一如既往地在便衣的陪同中,前往萬安公墓悼念在六四事件死去的兒子王楠。監視下的掃墓,在自由社會難以想像,更難理解的是,這樣的自由在中國竟也要努力爭取而得。

    中國公安過去曾以墓園有大學生混入製造混亂為由,禁止張先玲及其他六四難屬到墓園。即使現在可以掃墓了,往往也得在監視之下,並比一般人提早幾天,以便錯開掃墓高峰,避免引人注意。

    「天安門母親」是六四難屬組成的群體,形成於1989年六四事件過後不久,一開始的成員包括丁子霖、張先玲、尤維潔。隨著難屬的自願加入,「天安門母親」成員最多時一度近200人。

    丁子霖是「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她與先生蔣培坤原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89年6月3日夜裡,兩人年僅17歲的兒子蔣捷連被槍殺在北京木樨地。遭遇喪子之痛後,丁子霖等一行人踏上尋訪、救助難屬的道路。

    六四死難者人數說法不一,從幾千人至上萬人都有,廣場上的學生、社會人士來自各地,「天安門母親」尋訪難屬的足跡因此不限於北京,最北自內蒙古,往南至四川、兩廣,最終建立了一份202人的遇難者名單。

    1995年以來,他們每年都向中國領導人及「兩會」發表公開信要求對話,並藉由出版圖書盼中共當局為六四正名、還家屬公道,在尋訪難屬過程中,也透過文字、影像一一記錄下對六四大屠殺的證詞。

    只是六四至今仍是中共的大忌,為六四發聲動輒成為當局眼中釘。在這30年來,除了喪子之痛,丁子霖還因為接受外媒訪問而被戴上「賣國」、「挾洋自重」的帽子,不僅被黨內除名,人大教職也淪為有名無實。

    便衣24小時盯哨已是家常便飯,丁子霖與蔣培坤也曾被騙往黑監獄秘密關押、審訊。蔣培坤1996年還遭校方要求提前4年退休。2015年9月27日,蔣培坤在江蘇無錫市郊的老家中因心臟病去世。

    「天安門母親」走過六四30年,訴求當局公開「六四」真相,追究屠殺責任,迄今中共歷經了數位領導人,從一開始將六四定調為「反革命暴動」,如今改稱「政治風波」,而真相、問責同樣闕如,難屬無法心服。

    六四30年前夕,「天安門母親」於3月7日再度發表公開信。他們夢想,有朝一日,中國能為「六四」英靈正名,為八九愛國民主運動正名;定「六四」為國殤日,建立「六四」紀念碑及「六四」陵園,讓英靈早日入土為安。

    這封公開信共127名六四罹難者家屬連署,還列上等不到平反就已經去世的55名「天安門母親」成員。而今,健在成員的年事已高,在這敏感年、敏感時刻,他們受到的監控只有更甚以往。

    「天安門母親」年年的公開信石沉大海,以母愛為本的堅定信念,努力30年得到的只是一貫傲慢、無理的對待。在中共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為藉口合理化鎮壓暴行的狀況下,六四平反之路仍艱難地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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