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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論》新加坡模式與中國模式
●王景弘
台灣與中國都有過「新加坡能，為什麼我們不能」的迷思，但兩者都選擇不走所謂新加坡模式。台灣走向民主體制，中國經濟走國家資本主義，政治仍是一黨專制。
威權統治時代的台灣和開放後的中國統治者，羨慕李光耀的鐵腕作風，嚴厲管控言論與社會秩序，打壓反對力量，長期壟斷政權，但小城市國家的假民主，無法成為可複製的模式。
蔣經國最後也知道「時代在變，潮流在變」，開始牛步民主化；現在新加坡受到網路媒體衝擊，資訊與言論更難壓制，反對黨的選民票已經到了四成，隨著李光耀辭世，新加坡模式恐怕也難再持續不變。
中國走資派鄧小平，從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出發，搬出黑貓白貓論，進行經濟開放，政治一黨專政，排斥民主體制，也被吹捧為「中國模式」，但半套改革，問題叢生，更多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共體制已經遲暮，正走向破敗。
李光耀的威權統治，備受西方媒體批評，但他自稱這是「亞洲價值」。保守派華人學者把李光耀的父權統治，美名為「新儒學」。前總統李登輝說得乾脆，那就是中國的皇帝統治。
實際上，李光耀的思想與統治術，相當複雜，並非一成不變。他曾長期被中國媒體罵為美帝傀儡，後來被捧為中國的老朋友；他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卻能說破中國文化的致命弱點。
一九七六年首次訪問中國之前，李光耀告訴美國大使，雖然他會說華語，但會談時他寧可說英語，因為說華語會被中國領袖視為「中國人」。
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把英語定為第一官方語言，是它與世界接軌成功發展的最重要政策：英語使它向全世界開放，參與全球發現、發明、創造的主力，也容易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公司到新加坡發展。
中國自命崛起，在世界各地設孔子學院，但李光耀認為，中國發展的障礙，除欠缺法治，最嚴重的是難學的中文和令人難適應的文化。他預言，中國人口多，可以成為世界工廠，大量生產、出口，ＧＤＰ有可能超過美國，但在科技發明與創造力卻永遠無法超越美國，因為中國的文化不容許不同概念的自由溝通與競爭，只會產生同一模子的人。
李光耀對美國的多元文化雖有疑慮，但比較美國與中國發展前景，他看好美國在文化上的優勢。美國是個能包容不同文化，個人可以發展才能，自由競爭的社會，而英文不像中文那樣難學，社會不像中國那樣難適應，外國第一流人才不會去中國，而會去美國。
中國想藉派學生出國留學進行現代化，但李光耀認為，中國學生先學了中文，滿腦子中國文化的格言警句，已限制了他們的想像、思考、創造與發明的能力；他們會講英語，卻沒有英文所代表的精神。
對中國的所謂崛起，李光耀和東南亞國家都有疑慮。雖然中國稱他「老朋友」，但他仍認為美國是最善良的強權，中國卻未必如此。中國得意便甜言蜜語，但一不如其意，就會指責你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東南亞國家怕被中國市場綁入其勢力範圍，所以希望美國留在地區做為平衡。
李光耀選擇威權統治，認為國家發展並不一定要自由民主體制，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還體諒鄧小平「寧殺二十萬人以保二十年穩定」的話，並預言在未來五十年，中國現行統治體系不會改變，更不會走民主體制，因為那會造成中共垮台。
但在二○一○年以後，他的評估已經修正，認定科技發展使中國的統治制度失效。到二○三○年，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國人口將是城市居民，透過網路、衛星電視，人民可以取得資訊，自己組織，中共無法再以目前的方式統治。
這正是美國專家預言的新趨勢：中國嚴重的腐化問題不斷升高；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認為，習近平不想當中國的戈巴契夫，要藉反腐及高壓修補共黨統治，卻凸顯其政治體系內部的脆弱，其結果可能相同；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更直言，中國還沒有爆發經濟金融危機是「意外」，他相信中國五年內必生大麻煩。
新加坡模式一黨專政五十年，中國模式一黨專制六十六年，都是難以持續的異數，兩者命運都難逃新科技衝擊和民心思變的嚴峻挑戰。（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