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訴法制 檢起訴須卷證併送

但國民法官制採卷證不併送 降低預設立場

〔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台北地檢署郭姓檢察官起訴詐欺被告，移審法院時，只附上起訴書，卻無證據；我國目前採取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不能單純只是聽取檢辯雙方主張，仍有依職權發現真相的責任，故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三項規定「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俗稱「卷證併送」，也就是檢察官若要起訴被告，必須將犯罪證物、筆錄、卷宗等資料一併移送法院審理，不能只有一張起訴書。

法官在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中，負有發現真實責任，具指揮法庭程序、調查證據義務，故檢察官起訴被告時，案件的全部資料必須連同起訴書移審法院，讓法官在審理前可先閱覽全部卷宗，事先了解案情與輪廓，增加訴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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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檢察官起訴所提示的證據，多對被告不利，故法官在閱覽全卷後，可能會產生心證及預設立場，即便之後上了法庭，看到被告提示的證據，不排除出現預斷效應而出現偏頗，故在完全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制度下，例如我國推行的國民法官制度，就採用了「卷證不併送」，也就是俗稱的起訴狀一本主義。

以國民法官案件為例，檢察官起訴移審時，法院只會收到數張起訴書，內為檢察官對被告的指控，但證據、筆錄、屍檢、死因判定、鑑定等相關資料均不在內，避免法官產生預斷。至於什麼卷證要呈上法庭，則由檢辯雙方共同討論。法官在這種制度中，只是單純的聽訟者。

卷證不併送的好處是可降低法官的預設立場，但相對而言，法官也減少了調查證據的權力，且須在開庭的極短時間內，就要對卷證做成認定與判斷，可能潛藏對案件探索深度不夠的風險，且審理效率較低，與卷證併送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