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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星期專訪／《十年》導演群︰現在做改變 未來更有希望
電影《十年》的五段故事，分別由五位年輕導演執導，圖左起分別是31歲的郭臻拍攝《浮瓜》、25歲黃飛鵬《冬蟬》、37歲周冠威《自焚者》、35歲伍嘉良《本地蛋》和35歲歐文傑《方言》，其中伍嘉良身兼全片監製。（記者趙世勳攝）
記者盧家豪、鄧蔚偉／專訪
預言十年後香港社會為主題的五段式電影《十年》，以現實、想像、反省和自覺的方式，直接與香港市民對話；因而成為中國官媒筆下的「思想毒藥」，但卻是港人口中的「警世預言書」。在爭議聲浪和中國打壓下，這部只花五十萬港幣拍成的獨立電影，不但在香港賣出六百萬港幣票房，今年四月還拿下香港電影節最佳影片，感染力可見一斑。
應本屆台北電影節之邀，《十年》的五位導演來台隨片登台，並接受本報專訪，暢談其創作理念、香港現今時局與未來，並直點「一國兩制」的形同虛設。他們也透露計畫拍攝國際版《十年》，邀請台灣、南韓甚至日本各國的電影工作者，拍出他們對自己國家、城市，所面臨的問題與對未來的想像，「現在做出改變，未來會更有希望」。
問：曾想過《十年》回響這麼大嗎？拿下香港金像獎後，生活上有甚麼改變？
伍嘉良：都是意料外，不管是得獎或票房。我們只想坦誠的透過這部電影，去表達對未來的想像，之前我們並不知道這樣的創作形式，到底有多少「能耐」吸引觀眾。我們最期待的是電影能引發討論，讓大家對將來有更多想法，不同的議題、立場都好，這正是我們的創作初衷。
黃飛鵬：得獎後的生活沒有不一樣，典禮結束兩天後，我去幫別人的劇組架燈，現場有人問我，「你（都得獎了）怎麼在這兒？」呼應伍嘉良說的，我們不是為得獎，是想拍出反映現實的作品。之前，我們為了讓更多港人看到《十年》，在全港四十多個點同時放映，很多社區、社群、店家都來參與，他們不是電影人，就是對《十年》有共鳴，這對我們而言意義更大。
問：現在的你們，自認為是電影人，還是政治人物？在官方一片封殺動作中，身邊的人會開始自我審查嗎？
周冠威：常有人問我們是否想藉電影發表政見，或是「政治參與度有多高？」其實在雨傘運動時，我並不積極，甚至認為要疏離，因為你不是其中一份子，才能更清楚，這是我身為電影人的堅持。《十年》雖然看似是對政治的反動，但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無法迴避政治，這是一個面對現實的電影，我們生活的各方面都正被政治高度綁架，我想探討這其中的因果關係，想拍出政治化的現實，而非政治本身。
電影若避政治 反成最政治電影
伍嘉良：我覺得不需要二分，電影人也能有政治立場，這是每個人的一部份。如果一部電影刻意避談或者完全不提政治，才是最政治的電影。
歐文傑：不可諱言，跟《十年》扯上關係後，是失去一些機會，畢竟投資者想賺錢，會害怕流失立場對立的觀眾。而且，《十年》被解讀有高度政治意涵，即使我在別的電影中讓主角拿著傘，都會被問「是否在暗示雨傘革命」。近年來香港多是與中國的合拍片，投資人發現我是《十年》的導演，就沒有下文，不然就是找我專拍政治電影。
問：《十年》創作過程歷時兩年，適逢雨傘革命發生，是否成為電影的重要養分？
雨傘革命 對拍片影響滿大
歐文傑：我們之前就決定要拍《十年》，只是在構思故事時，正好發生雨傘革命；我的《方言》是二○一四年三月開拍，是五人當中最早的，雨傘革命是二○一四年九月廿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但這件事對全片影響還是滿大的，就像我原本想讓《方言》以喜劇收場，但後來我對生活的無力感加重，所以不想寫出一個有解決方案的故事，希望觀眾更有警覺。
伍嘉良：除了《方言》，其他四部是在雨傘革命後開拍的，電影是對於未來的想像，不單是回應雨傘革命本身，那是港人醞釀多年的情緒與各種事件的累積。
問：港人稱《十年》是警世預言書，電影中的情節，十年後會成真嗎？
周冠威：電影中有個宣傳標語是「我們不想見到的將來」，但我認為有些情節或許在十年內就會發生，像是香港農業就會消失；有可能發生，但我們不想它發生。
歐文傑：有些香港人跟我說《十年》應該叫《今年》，片中部份劇情是我或朋友的親身經歷，包括在香港機場突然被問「會不會講普通話？」或是以普通話（北京話）授課小朋友，甚至灌輸他們「會說普通話將來才有好發展」等。當這些成為常態，《方言》就會成為現實，我們也將失去香港本地文化。
《十年》部份劇情 已在港發生
郭臻：《浮瓜》中的部份事情也發生過，例如旺角警民衝突、警方以藏有攻擊武器為由，大搜環保團體，官方動輒以維護安全名義去搜查老百姓。資訊的開放和流通很重要，一個只看TVB（在香港獨大電視台 ）的人，和可以從其他地方吸收資訊的人，理解一個事件的角度會完全不同。近幾年網路上有一些不同聲音的媒體正逐漸發跡，稍微令人欣慰。
黃飛鵬：我更好奇的是，台灣未來的十年是怎麼樣？全球化之下，兩地會相互影響，香港人很關注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反核運動等，在香港也看得到標語和旗幟。一個城市如果只把賺大錢當成目標，那麼像文化、農業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就很難被保留下來；如果改採「錢只要賺夠就好」的觀點，香港的未來將會截然不同。
不管是台、港、星、日或亞洲各國，我們都在互相觀察，希望走向更好的未來。有香港人去聲援太陽花學運，也有台灣人去支持雨傘革命，世界都是互相影響的。如果有一天，香港變「糟糕」，台灣不可能不受影響，兩邊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人普遍關注香港時局，《十年》八月將在台上映，希望本地觀眾從電影中得到甚麼？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變警語
周冠威：「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說得很好，幾十年前台灣人說這句話，意指很羨慕香港的發展；現在則成了叫台灣人警惕不要成為下一個香港，真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從歷史脈絡來看，很有趣。我們現在所做事情，都影響我們將來，拍《十年》就是讓未來的人跟現代人喊話：「若現在開始改變，未來就有機會更好！」
問：中客在香港銳減，這對香港的經濟和民生有什麼影響？
歐文傑：香港是國際化城市，遊客本就不該這麼單一，有些商家只做中客生意，不是長久經營之道。當初大批中客瓜分了我們的資源，生存空間、交通、甚至醫療資源，都是被迫「共享」。
伍嘉良：一個地方如果能吸引不同地方的旅客才值得驕傲，那些遊客（中客）只是來買日用品、尿布、奶粉，反而壓縮當地居民的生活空間，不是真正的「旅客」，帶來的只是泡沫商機，香港人應該要認真想想，如何保有並創造出香港特色，不是只想賺眼前的人民幣。
問：中國公安要強制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店長回中國受審，你們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否已遭到破壞？
郭臻：真的很可怕，很多香港人都擔心自己會不會在某一天，因為某些原因，甚至莫名其妙就被抓去關了。
一國兩制在香港 形同虛設
黃飛鵬：這是很大的警訊，香港與中國之前簽下的協定，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究竟存不存在？還有沒有遵守的必要？現在一國兩制已形同虛設，未來該怎麼走下去，是要補救、重新編寫和討論兩方的關係，還是直接無視？其實是香港接下來要面對的最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