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奕暉
高雄監獄六位重刑犯奪槍挾持人質事件，最後以六位受刑人自戕的悲劇收場。
民國九十五年刑法修正後，我國採取「重刑化刑事政策」，除提高假釋門檻、效法美國三振法案強制加重量刑、更對性侵犯採用美國梅根法案以及潔西卡法案的嚴密監控策略。政府抱著除惡務盡的嚴厲態度，力求打擊所有影響民眾安寧、破壞經濟環境的犯罪成員，打擊對象從江洋大盜到酒駕駕駛，這種政策，反映出民眾求治心切的需求，但也步上美國這監禁之國治絲益棼的後塵。
統計上，重刑化政策，雖然讓整體的犯罪率近年趨於緩和，但監禁擁擠狀況卻每況愈下，五萬三千的監獄容額，卻長期收容六萬四千人以上，擁擠超收率高達二十％。這大量監禁的景況，如學者所稱，我國已形成一種成癮性的監禁政策，而這政策卻凸顯出菁英專家的建言不受重視、民眾對政府效能的不信任以及刑罰被民粹主義主導的重大缺陷。
本次事件讓筆者想起，一九八○年美國發生的Ruiz vs. Estelle案，該案在美國甚至世界各國獄政史上產生深遠影響。因為德州監獄受刑人Ruiz控訴當時德州矯正局長艾斯特勒（Estelle）監獄擁擠、人滿為患，處遇品質下降，違反美國憲法第八次修正案「殘忍而不尋常的懲罰」及第十四次修正案「正常程序平等保護權」。在受刑人勝訴後，引發美國獄政開始普遍重視改善監獄擁擠情況、受刑人衛生醫療照顧、公平待遇、受刑人陳情、申訴及視察機制及教化活動之改善，甚至對出獄準備以及社區性犯罪矯正的高度重視，這可說是場不流血的獄政革命。
這次的監獄暴行，可說是壓垮矯正體系的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高雄監獄的悲慘案例，只是刑事政策困境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爾後監所持續的緊張與不安，相信仍有類似案例會發生。司法院與法務部應儘速針對當前重刑化刑事政策，以及獄政管理問題，進行整體成效與負面影響之評估。深切檢討重刑化政策引發的困境，以作為改革刑事政策與修正現行法律的參考。
（作者為中正大學犯罪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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