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大話新聞」主持人鄭弘儀。(翻攝自三立電視台)

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系列之六

黃兆年／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

作為「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功典範之一，台灣的新聞自由隨著一九八○年代末自由化、民主化的潮流而進步，但卻為何弔詭地在二○○八年象徵民主鞏固的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出現倒退的趨勢？如今二○一六台灣完成第三度政黨輪替，蔡政府應如何避免重蹈馬政府的覆轍？如何力挽台灣新聞自由、民主品質退潮的狂瀾？首先必須認清以下現實：作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相對弱小的國家，台灣的自由程度和民主水準，從來都不只受到內部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約。例如台灣的新聞自由，即受到地緣政治結構的箝制，乃至受到世界及區域強權的支配，長久以來擺盪在「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之間。

美國因素Ｉ：台灣威權體制的外造成分

自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八○年代末，台灣的新聞自由因受到國際冷戰結構（以及被「延續」的國共內戰結構）的制約而呈現低度發展的狀態。在東西對抗格局下，台灣在經濟、軍事、外交上都對美國十分依賴，國民黨政權作為美國政府在冷戰前哨所扶持的「協力者政權」（若林正丈語）之一，其各類決策經常受到美國意志的影響，媒體政策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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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國民黨為了確保美國的支持，經常在台美關係不穩定時，對媒體採取一些寬容措施，培養「自由報業」當作「民主櫥窗」，以迎合美國在台打造「自由中國」、彰顯民主資本主義優越於極權共產主義的期待。但另一方面，國民黨又擔心與美國過度合作，例如引進美國提倡的自由民主價值，會反過來侵蝕自身威權統治的基礎，導致失去內部的支持，因此其媒體政策又以不致失去對大眾傳播體系的有效控制為核心原則。

事實上，美國於冷戰時期在世界各地所扶持的協力者政權，幾乎都是威權國家，除了台灣之外，還包括南韓、菲律賓、印尼、伊朗，乃至一些拉丁美洲的軍人政權。而美國在冷戰前期對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期待，並未高過它對台灣地緣戰略價值的重視，以免動搖協力者政權、貽誤冷戰大局。

美國因素II：台灣政經轉型的外部驅力

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後期，台灣的新聞自由卻隨著美國對外政策的轉變而有所提升。早在尼克森主政後，美國改行「聯中制蘇」的冷戰策略，連帶使其重新評估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美國政府協助國民黨政權（作為冷戰前哨）維持政治穩定的考量，於是得以逐漸讓位給協助台灣實現自由化、民主化的考量。儘管台美在一九七九年斷交，但台灣在經濟、安全上仍保持著對美國的依賴。一九八○年代開始，美國藉由《台灣關係法》中「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及「促進台灣人權」的條款作為施力點，透過對「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等重大事件的關心，對台灣政治改革相關政策施壓。美國也透過與台灣的貿易磋商，以取消優惠關稅、終止科技轉移、「三○一條款」的貿易制裁等作為威脅，要求台灣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因應來自美國的外部壓力（同時順應內部公民社會的改革呼聲），國民黨在一九八○年代末開始推行政治自由化、經濟自由化的改革，陸續導致報禁解除、電視媒體自由化、公營媒體民營化或公共化，乃至民營媒體去管制化的發展，一九九○年代後更持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放鬆對媒體產權整合、外資比例的管制。以自由市場化為核心的媒體改革結果，導致媒體本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公眾獲取多元資訊、近用媒體的權利，卻因市場導向的新聞偏差、媒體集中化等後遺症的出現，而難有大幅改善。然而整體來說，台灣的新聞自由相較於前時期而言已進步許多。

中國因素：台灣新聞自由的外來破壞力

然而，二○○八年迄今，台灣的新聞自由卻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脈絡下呈現倒退的趨勢。邁入廿一世紀之後，中國挾其各方面實力的增長，經常被視為一個崛起中的世界強權，甚至有在東亞和美國爭奪區域霸權地位的態勢。二○○○年代起，儘管台灣在外交和安全上仍十分仰賴美國，但在經濟上卻出現對中國越來越依賴的趨勢。雖然中國不像美國一樣經由跨政府關係來影響台灣的媒體制度，但北京傾向透過發行、廣告、資本等市場管道，收編台灣的媒體企業，作為其在台灣的「政治代理人」（吳介民語），以遂行對台灣的統戰宣傳策略。

根據筆者訪調結果，越來越多台灣媒體（不論統獨）開始默默遵守北京設下的「潛規則」、在台灣實施中國式的自我審查。他們不僅淡化中國官方敏感議題（如天安門、台獨、藏獨、疆獨、法輪功等），旺中甚至被認為在其言論版協助宣傳中國官方提倡的價值觀（如社會和諧、兩岸交流、相互理解、和平發展等），就連三立也曾為了把偶像劇順利賣到中國市場，自創「華劇」一詞取代較為政治敏感的「台劇」，甚至停播「大話新聞」。部分台商為了提高在中國的政治地位和經商籌碼，紛紛進軍媒體市場、擴張媒體版圖，導致媒體集中現象的惡化。凡此種種，皆對台灣民眾獲取多元資訊、參與民主溝通的能力構成更多阻礙。

台灣政府的角色

在國家整體層次，有鑑於台灣長久以來受到美、中霸權結構的制約，而現階段新聞自由倒退的根源又在於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因此為了避免台灣的自由、民主繼續受到侵蝕，台灣政府應致力於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引導對外貿易、投資走向更為多元、平衡，重要的是培養更具主體性的經濟基礎和體質。

在媒體產業層次，由於中國政府對台灣新聞自由的影響，主要是經由市場管道對台灣媒體進行收編，因此為了降低台灣媒體被收編為政治代理人的誘因，台灣政府應該積極介入媒體市場，提供有助於媒體自主、多元發展的基礎建設，例如公廣集團的強化、公民獨立媒體的培育，乃至商業媒體的適當管制（尤其關於媒體集中化、跨媒體整合、外資比例、中資來台投資廣告業的規範），以協助台灣媒體擺脫國內外市場勢力（包括外國政府）的不當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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