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袒露的心》封面。（時報文化提供）
作家路平。（資料照）
紀錄片導演黃惠偵廣受好評與推崇的《日常對話》，去年底入圍金馬獎以來獲獎無數，也已經有不少精彩的評論或專訪文字，例如影評人鄭秉泓面面俱到的精準分析，或者《放映週報》對導演的深度訪談。我觀影之後的意見與之略同，而仍想再談一次這部影片，乃是在同樣敬佩此傑出作品之餘，也再度想起老友馮建三教授分享給「媒體改造學社」朋友們的鼓勵。
電影《日常對話》海報。（鏡像電影提供）
馮建三轉引委內瑞拉故總統查維茲引述西班牙哲人的一句話：「在一個單調重複謊言的世界裡，我們應該不倦地重複真理。」我若挪用這句話的模式，則想這麼說：在一個持續複製父權文化的台灣社會裡，我們應該不懈地讚揚台灣女性抗拒父權的強大道德勇氣。基於這樣的心情，我跟隨影評人或各種電影獎評審的慧眼，再一次表達對這部紀錄片的敬意。
在《日常對話》上映的今年，作家平路也出版了她追尋自己身世的新書《袒露的心》（時報文化）。平路與黃惠偵，或以文字或藉影像，同樣極其勇敢地直面自己與母親之間的創傷關係，也同樣地以疼愛她們自己的女兒，作為勇氣與自我救贖的重要力量來源。通過書寫裡的袒露、追究與（跟母親或者跟自己）對話，兩位作者不但得以放下了母女長年的痛苦抑鬱糾纏情結，讓怨懟轉為寬容與愛，同時也再次描繪了許多女性在台灣／華人父權社會裡依然得面對的困頓處境。
平路在跌宕起伏的細膩文字鋪陳下，一步一步地追索在她成長的文化菁英家庭裡自己的身世。黃惠偵則出身底層家庭，有著嗜賭、家暴、不負責任的父親，讓同志媽媽帶著自己和妹妹逃離暴力，沒機會受正常教育，姊妹倆只能跟母親從事牽亡魂工作。黃惠偵想探尋的是母親不願多講的過去生命經驗，並且想確認母親究竟對作為孩子的自己有沒有愛。黃惠偵用攝影機的鏡頭，逼著母親也逼著自己追索這些掩藏、擱置了很久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疑惑，這樣固然十分勇敢，但一定得如此逼問不願意面對那些痛苦之過往的母親，是否太狠了些？這樣的疑惑，涉及了紀錄片的倫理，以及親子關係的倫理問題。我會認為，這個「狠」，或說對母親和自己都「冷酷」的記錄行為，以及母女交心方式，看似矛盾地，對有心理創傷的人也許正是得以維持或重回溫柔與寬容的必要路徑。而華人社會普遍仍不敢狠狠地面對自己的傷痛並談論它，終至在不斷地逃避、姑息、壓抑之後，只能將「狠」與「冷酷」用在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上，對生命情境的提升毫無幫助。
在鏡頭前進行母女關係的公共袒露與告解，不是沒有倫理問題，但我們必須將這樣的評斷，放在文字或影像書寫的完整文本和語境裡，檢視其真誠的程度，及其公共性的意義。為了刺激收視率而配合電視節目製作人要求、在實境秀裡表演的那種公眾告解，或者網路直播秀裡將個人隱私做自我剝削的公共揭露，和《日常對話》在療傷止痛和自我培力的過程裡，同時鼓舞著觀者勇氣的紀錄片，不能粗率地等同起來。
另一方面，全片通過多位母親女友轉述，坦蕩書寫導演母親女同志的情慾取向和豐富經驗，並且在母女關係釋懷之後，影片以黃母仍不改其志，忙於自己家屋之外的社交生活做結尾，這些確實是影片至為動人的描繪。「我不在房間」，在追求自己快樂生活的路上；黃母做了飯菜放在桌上，就出門找玩伴，沒有打算開始擔任一個替女兒照顧孫女的傳統阿嬤角色，這是作為女同志的黃母堅定不移的生命情調和選擇，何其痛快。其實不見得需要啃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大書，導演的母親就是一個在庶民生活中充分實踐女性主體意義的鮮活典範。
在孔孟禮教規範的父權文化價值體系中，有著忠於自身的慾望或感受，勇於堅定地做自己，或訴說自身傷痛的女性，我以為是最重要的性別政治實踐，因此也就是最重要的倫理：先徹底成為了自己的主人，再談「愛」或兼善他人的實踐可能。黃惠偵的《日常對話》，對於這個社會仍頑強存在的諸多缺席、隱形、壓抑、懦弱的台灣男性，可以是一個深自反省的重要啟發。
（傳播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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