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烈/人生的郵票,郵票的人生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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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6

◎夏烈 圖◎徐世賢

我的外祖父日據時代在台灣念的是「國語學校」,國語就是日語,他也在日本住過幾年,所以我母親出生在大阪。後來外祖父回台灣後又在1923年遷往中國大陸,在北京郵局擔任日本課課長。北京郵局有日本課,可能因為中日之間來往密切之故。他的弟弟也因他進入北京郵局工作,後因從事暴力抗日活動,床下搜出土製炸彈,被日人在東北逮捕,死在日人控制下的大連監獄。這是我在郵局工作的兩個親人。外祖父於1931年去世,六年以後,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日開戰。

我們和大陸隔絕了許多年,大陸開放不久,堂哥被他在北京任教的大學派來美國開學術會議。小時他曾住過我家,很喜歡我這個小弟弟,我只記得他那時念上海交通大學的機械工程系,但現在他是歐美文學的名教授,大陸那些年天翻地覆的變化,不是我們能理解的。他臨走時慎重送我一本郵票冊,多是解放後早期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郵票,扉頁有他題字:「焯弟永存:建國四十年歡樂與辛酸俱在其中矣。」看著那些郵票,想到他們的遭遇,他們深重的歡樂與辛酸,能由這兩行字及冊中彩色繽紛的方寸薄紙表達嗎?

我已老去,但是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中共郵票的情景。那應該是念國語實小二年級,我和父親及他《國語日報》同事站在泉州街小雜貨店門口,對街有個被稱為小周的年輕同事向我們這邊招手,等一輛車子駛過後,頭髮散亂的小周小跑步過街,興奮地說要給我們看那邊的郵票。他掏出一封信,可能是香港轉過來的私信。大家湊上去端詳上面貼的郵票,好奇地討論郵票紙張及印刷質地,還有簡單的圖案設計。我還記得是個毛澤東的頭像,他戴著解放軍的布料軍便帽,很劣質,很鄉土,他們就是靠這個打贏國軍的美式裝備。

《國語日報》後來出過不小的匪諜案,由編輯于非主導,他的妻子蕭明華、編輯嚴明森,校對馬學樅均被槍斃。這幾位我都見過,還記得嚴叔叔戴金絲邊眼鏡,好像英文不錯,有些洋氣,有時來我家作客,送過我幾張那時稀有的歐美郵票,還向我解釋郵票上的圖案內容,其實那時我尚未開始集郵。後來他在執決前用紅筆寫訣別書給他亦陷獄中的妻子戴阿姨,紅筆信是絕交或永別之意。那信交由我母親轉交,我母親一邊看信,一邊流淚。戴阿姨出獄後來過我家一次,已再嫁一洋人,將去美國,我猜是找到一張護身符。那個白色時代,涉案人不少,輕則約談,重則喪命。

我在中學開始集郵,那時是一種風氣,也因經濟尚未發達,中學生能玩的東西不多。我們常在下課十分鐘拿出郵票冊交換瀏覽。有一次我在校牆外小攤子上買到一些中共的郵票,拿到學校給好奇的同學看。郵票冊中還夾著一張中共宣傳用郵票的照片,那是政府發給各報社主管做參考,我在父親的辦公桌上看到取走的。

這張照片及中共郵票變成我人生中的一部分。

有位同學坐在前排,觀看我的郵票冊,級任導師蔡老師不經意看到這些禁品,詢問我後即刻沒收。我也沒在意,以為因是違禁品,應該被沒收就算了。

但是幾個月後情治單位來報社查詢此事,再過一陣子我和父親被情治單位約談。

約談者態度不好,教訓口吻,但是我和我父親與中共方面並無任何接觸,這個他們的調查應該很清楚。是分別單獨問話,還按了手印。問我時父親坐在外邊走廊長凳上,有一人經過,知道我父親是寫「玻璃墊上」專欄的筆名何凡者。與他聊天時說:「這種事上面交下來,我們不能不辦。」他的專欄的確常批評政府措施,但少談實體政治,因為他對政治根本沒什麼興趣,做了《國語日報》社長及發行人整整廿年:「既非黨員,又非教徒。」而且基本上他的專欄社會主義色彩濃厚,主要為中下級大眾發言,所以許多情治人員也喜歡他的言論,每天報紙一來就先看「玻璃墊上」。

蔡老師那時約三、四十歲,福州口音,教公民,每週一堂,竟是早稻田大學畢業,在那個年代大學教授都少有外國學歷。他黑板上寫一手好字,但人有些奇怪,似乎永遠不進入狀況,上課照教科書念,念完下課。他也是情治單位派駐建中教職員之一,忠黨愛國至甚,每講到「總統」,立刻嚴肅立正,我們也趁機頓腳、搖課桌搞笑,全班大亂,他也不在乎。他的外號叫菜頭,來源不明,可能用台語好念之故。有一次他對我們說:「各位同學快要升到畢業班了,我要送各位一個小小(福州口音念成ㄒㄧㄡˇ)的禮物。」送什麼禮物?就是送我們班三個字,比如我們班很吵鬧,就送一個「靜」字,然後由四維八德中再挑兩個字,比如禮、孝。教太多班公民,每班送三個字,下週上課他忘了,又說同樣的話,送了我們三個字。他一說完,我馬上舉手,他問:「你有什麼事?」我說:「老師上禮拜送我們三個字,這禮拜又送我們三個字,這禮拜的三個字和上禮拜的不一樣。」全班大樂,熱烈歡呼鼓掌。他站在講台上不動,等大家歡笑聲停了,正式地說:「老師一共送你們六個字!」

蔡老師的女兒白皙文靜,略高而瘦,和我妹妹小學同班,有時到我家來,也是安靜而羞澀。後來考上私立大學,卻告訴我妹妹她家裡環境不好,孩子多,可能沒錢去念私立。

我不知道蔡老師對我們父子被約談之事做何感想。值得對一個孩子如此做嗎?有沒有想到後果?那種白色時期,黃色或黑色還可以,紅色萬萬不能碰。他為什麼不與我或家長溝通解決?為什麼他要上繳?他的心裡如何反應?

但是有一件事在數年後發生。我妹妹考高中北一女差了幾分,蔡老師與招生考試有某種關係,主動為她查詢空額及運作,所以她被補入北一女。因為平時無來往,此舉代表了什麼?蔡老師為何主動相助?

我到南部成大工學院就讀。回台北時父親說管區警員有來查問數次去了哪裡?在成大我並無政治活動,但有發表一些言論。因興趣關係,大二想轉政大新聞系,父親勸我不要轉,念完工程去美國念研究所,然後不要再回來了。

這件被約談及被注意的事,在建中及大學時都悶在心裡,不能告訴同學,因為他們一定會有顧忌,大家對思想行為有偏差的人敬而遠之。我見過這種人被大家客氣地避開。我是橄欖球校隊主將,又是外向好交朋友的人,還在追女同學,這道陰影就跟了年輕的我多年不散。

畢業後服完預備軍官役,開始辦理赴美念研究所,一切順利。但是出境證下不來,去愛國西路警備總部的出入境櫃台跑了幾次,最後櫃台後兩個北方口音的漢子之一說:「你來好幾次了,到現在還下不來,那就是有問題。至於什麼問題,就不是我們知道的了。」

我心裡有數,回家後告訴母親要去找朱叔叔談。她無奈地說好吧。我騎腳踏車冒著毛毛細雨去較遠的眷區,心中慌亂,未來不測。事隔多年,那一幕如今仍歷歷在目。朱先生,鄂人,是警備總部政治部上校副主任,因公餘研究中國諺語常投稿而與父母認識,我家的「純文學出版社」還為朱先生出過諺語方面的專書。

我到時他在睡午覺,起床後我們坐在簡樸的客廳,一張靠牆木茶几兩邊各一隻籐椅,所以不是面對面,而是同樣面向紗窗門。朱先生是溫文爾雅的軍人,個子不高,面色潤白,聲音算是溫和。我告訴他郵票的事,這些年紀錄一直跟著我,現在出境證下不來。他默默地聽,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我年輕時脾氣急躁,這時卻平靜地向他敘述。他聽完後,只簡單地說兩天以後再去向某人詢問。

我在兩天後依囑到櫃檯要求見某人。他是個理平頭、壯碩、五十多歲個子不高的漢子,並未穿軍裝或中山裝,而是穿了一套灰藍的西裝。睜大眼問我何事,我告以名字及朱副主任要我來看看出境證之事,他停頓一下,回答:「早就下來了!早就下來了!」我當然不能說來過好幾次都沒下來,趕緊拿了證鞠躬道謝而出。

在那個叛逆及判斷力不足的年輕年齡,為這小小郵票及照片竟有資料一路跟著,心中不平及憤恨可想而知。出國以後立即進入非右翼學生活動,也就是與當時政府對抗的活動,大有破釜沉舟的心態。如此,出國十年未回國。這種事,發生在不少年輕留學生身上。

以後返國是被交通部邀請解決工程上的問題及參加國建會,黃金年代已在美國度過,心情也不一樣。至於返國在大學教書是五十多歲以後的事了。

2000年建中在市政府舉行慶祝千禧年宴會,遇到八十多歲退休的蔡老師與會。我報上名字後,他興奮地由公事包中,拿出他在情治單位內部雜誌上寫的文章影印送我,看了好氣又好笑――他還記不記得上繳中共郵票的事?我甚至懷疑,像他這樣不清楚的人,怎麼能做情治特工?如今蔡老師久埋黃泉之下,他在建中教了一輩子書,他在牆那邊的回憶是什麼?

朱介凡先生活了一百歲,晚年並不順利,我歸國教書後打電話給他,要登門向他致謝,他聽不見,他唯一的孩子也有聽覺問題。我只好寫信述及此往事,深致感激之意。他回信追憶與我父母的來往,送我一本他的著作,郵票的事沒提,可能早忘了。對他來說只是舉手之勞,對我來說意義深長。我在小學及初中作文課寫「我的志願」時,都想要做個政治家。因為此事的陰影,大學聯考前決定改念工程――就因為是那種時代。之後,如果沒有朱先生的緩頰,出不了國,早晚會進入政界,取得某個位子。如果沒有郵票的案子,我更會打定學成立即歸國的計畫。早早歸國,也會進入政界,服務社會。

郵票方寸大小,卻擾亂了乾坤――這就是人的命運。對我來說,集郵的歷史不長,郵票給了我一個真實與虛幻融合的世界。究竟一封信,一張郵票能承載多少人生?許多事是沒有選擇的選擇,錯過未必是終生遺憾。現實中有許多無奈與巧合,那不需要任何邏輯或道理去支持。至今,我還有幾本郵票冊,甚至多年不再去翻閱,為什麼還留著?而這篇有關郵票的文章,似乎寫了很多,卻又似乎沒寫什麼。

我人生的郵票寄錯了地址,我想;或者,貼錯了另一張人生的郵票。●

  • 圖◎徐世賢

    圖◎徐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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