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
進入星期專論／日本震災啟示錄
日本發生重大災難，全世界矚目。世人關切的重點不一，核電廠危機處理、輻射污染擴散、複合災難救援、能源政策調整、經濟復甦步伐、國土永續保安…。災難通常也是突出人性的時刻，就此而言，最令國際社會稱讚的，當屬日本人民面對災難所展現的一流國民素質；為了搶救核電廠而奮不顧身的「福島五十壯士」，特別受到讚揚。
所謂「福島五十壯士」，是指發生災變的福島核一廠約三百位工作人員，為了核子反應爐免於失控，以五十人為一組輪番進行搶救工作。他們暴露在高輻射的危險環境，不惜犧牲個人性命力挽日本免於浩劫，受到世人英雄式推崇。
核電廠員工按專業倫理，應力保複雜的系統安全運作，並於發生緊急狀況時有效處理，其角色有如身兼噴射機駕駛員與消防隊員。不過，由於各國核電廠事故不斷傳出，其表現不免受到質疑。美國最受歡迎的動畫情境喜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就把擔任核電廠安全檢查員的一家之主荷馬（Homer）嘲諷刻畫為漫不經心、妄自尊大的懶惰蟲，與其職務極不相稱。
「福島五十壯士」在危機中成為核電廠從業員典範，發揮敬業、無私、紀律等特質，兩度獲得普立茲獎、曾任《紐約時報》東京分社主任的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該報專欄中，即以日本傳奇性的「忠犬八公」相提並論。八公每天傍晚到車站迎接主人，即使一九二五年主人驟逝之後，牠一仍舊貫，彷彿主人終將歸來，直到十年後自己死去。八公被視為忠誠、敬業的象徵，製成標本存放博物館，豎立銅像，並拍成電影《忠犬小八》。「福島五十壯士」甘冒危險，捨己為公，反映了盡忠職守、不貪生怕死的武士道精神，於災難中自然表現。
擴大言之，日本社會臨危不亂，表現極為堅忍、有序、理性、沉著與相互扶持，普遍獲得世人讚賞。相較於其他國家發生災難時的慌亂，甚至趁火打劫等醜陋場面盡出，日本高水準的國民素質，透過新聞媒體即時而密集傳播，讓世人見識了日本社會的文明程度。
日展現一流國民素質
堅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在日文「我慢」的這一社會特質發揮之下，日本人民面對災難時表現自我克制，絕少抱怨，且盡可能不給別人帶來麻煩或困擾。於是，世人看到：災區收容所內仍自動自發做好垃圾分類，廁所整潔如常，災民排隊依序領取食物、飲水、打電話；東京的上班族排隊十小時等候計程車，塞車的路上絕少超車或亂按喇叭；一般人所準備的救生包一定標明姓名、地址、聯絡方式，以免出事增添他人更多麻煩。
生命共同體的群體意識也在災難中展現。位處火山、地震、海嘯頻傳的日本，在形成面對災難的宿命及萬全準備的同時，凝聚了堅強的休戚與共意識，並且經由紀律與團結，實際融入社會生活。有如世人所見：地震一經發生，大學等公共設施立即開放「歸宅難民」或受困難以回家的人休息，電話公司提供公眾免費電話應急，超商、超市協助發送救援物資，甚至電視台也為新聞而停播部分節目及廣告。
誠然，日本社會這種克制而不給人帶來麻煩，以及重視群體的特質，並非沒有負面效應。同樣有如國際社會所詬病，日本內閣在整體救災表現不及格，資訊不夠公開透明尤受指責；福島核一廠所屬的東京電力有掩飾狀況的情事，這次高級主管更激起民怨，其危機處理能力有如《辛普森一家》的荷馬。
日本社會上述令人稱道的國民特色，在台灣逐漸凋零的「多桑世代」其實也可以找到痕跡。日本當年雖實施殖民統治，台灣人卻首次有機會接受普及的國民教育。出生為日本國民、青少年時期受日本教育，如今是許多台灣人的父祖輩，且仍可使用日語的「多桑」，當年因生活教育強調誠實、衛生、守時、紀律、禮節、守信、公德等信條，使他們普遍具備現代國民素質，或所謂「日本精神」。
以克制自己、不給別人製造困擾的「我慢」為例，這原是現代國民謹守群己分際的基本修養，也是尊重自己、敬重他人的表現。「多桑」世代所受「修身」教育，「為他人著想、為他人盡力」、「舉止有禮安靜、不吵鬧喧嘩」、「不找他人麻煩」，乃至於「減私奉公」，都是融入生活、表現個人教養及成熟的具體守則。可惜這些國民素質，在戰後隨著教育及社會丕變，不但不受重視，有時甚至反其道而行。
許多台灣人不解，戰後的教育也有「公民」課程，何以教導不出現代化的國民氣質？問題應在教育內容及實踐。就內容來說，「公民」在培養現代化公民、增進公民意識，守法守紀服務等公民德行也包括在內，但較側重權利義務關係。「修身」強調個人生活管理、人格培養及正確掌握群己關係，明顯注重德育或倫理修養。實踐與否是兩者最大差別，尤其戰後「公民」教育受政治因素及升學主義影響，流於形式，近年更淪為聊備一格。
台應找回「多桑世代」價值
屬於「多桑世代」的李登輝前總統對此有鞭辟入裡的觀察：「日本式的教育…重視人格、精神層面的教育，重視倫理關係，培養孩子誠實、正直的操守，要求遵守法律、秩序，公私分明。戰後的教育不能說不重視這些，但是缺乏實踐精神，教育常淪為政治口號，教科書所教導的與現實社會差異極大，學生無所適從，反而成為『雙重人格』，養成投機取巧、奔走要寵的習性」。
「日本精神」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台灣要培養高水準的國民素質，需要的不是四書五經，而是把這些曾經存在台灣社會的日本特質，透過國民教育發揚落實。
（作者盧世祥，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