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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木下諄一/【荼蘼九○】 那些年,在台灣的日本人

2017/07/11 06:00

◎木下諄一

台灣與日本的民間交流,在現今到達了前所未見的高峰。

不但有為數眾多的台日友好社群網站,還有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紛紛展開,日本來台的觀光客人數持續刷新紀錄。去年一年,到訪台灣的日本人數已突破一百九十萬人次。這數字是我擔任觀光協會刊物總編輯的九○年代中期,根本不敢奢求的,不,是連想都不敢想(附帶說明,對照當時來台的日本人數,一年大約是六十萬至八十萬。突破百萬是全體觀光業界的夢想)。而且,在去年年假期間,台灣名列為日本人出國過年的旅遊地區第一名。這個冠軍寶座,一向是由夏威夷所獨霸。第一名竟然易主?見到這消息,我懷疑我是不是看錯了――台灣?真的是台灣?

只要是遇上日本連續假日期間,在我所居住的台北,便會見到一群群的日本觀光客――旅行社和遊覽車常跑的觀光景點就不談了,特別是那些導遊書籍上所介紹的餐廳,差不多每間都湧進不少日本客人。住在台北的日本人也變多了,他們講著中國話,每天辛勤地工作。工作的類型也很多樣――除了日本總公司派來的駐台人員之外,早期的日本人在台灣,大多是從事與日本料理相關、日文教師、翻譯、台灣公司對日貿易的負責人員等等一類,基本上與日本還是有關聯,而如今已擴展至所有行業。見到如此景況,有時還會忘了自己身在國外。

不過,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剛才所說的那些情形太過普遍已經成為常態,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正因為生活周遭頻頻出現日本人的身影,極有可能讓人誤以為,從很久很久以來一直是這樣的吧?事實上,這些情況是最近幾年才轉變的。九○年代的環境,與現在相較,可以說是完全不同。

居留簽證審核趨於嚴格

提到九○年代,我想先簡單談一下八○年代。

我第一次來到台灣是一九八○年。在那個年代,除了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等觀光景點,以及中山北路、林森北路之外,一般的街道上,幾乎不會有日本人出現。有一句話對我而言再熟悉不過:「你是我所見過的第一個日本人。」恰恰足以形容當時的台灣,日本人是多麼地罕見。

與今日大不相同的,還有另一件事:當時來台灣旅遊的日本人有八成是中年男性,女性則相當少。我的印象很深刻: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曾經以台灣旅遊為主題,向日本人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旅遊目的」的第一名是「美食」,「夜生活」排名第二。美其名為「夜生活」,說白了就是「買春」。這是八○年代來台日本人的普遍心態。

一九八七年解嚴,連帶地電視、電影等公共媒體不准播放日語的禁令隨之解除,來台灣的日本人數也開始逐漸增加。

一九八二年我回日本,一九八九年再來到台灣時,目睹台灣社會各方面改變如此之大,相當驚訝,至今仍記憶猶新。「日本人變多」也是我深感驚訝之處。

時序進入九○年代,巨大轉變緊接而來。從九一年的春天開始,外交部無預警緊縮對日本人居留簽證的核發,簡單來說,也就是對日本人的居留簽證審核趨於嚴格,甚至是故意找碴。其原因正是從前一年開始,日本對台灣人的居留簽證採取緊縮核發的態度(傳說是因為日本政府看中國大陸的臉色行事。可能是受到某種壓力的關係)。台灣方面對此再三提出抗議,但始終得不到回應,於是採取以上的報復措施。

當時執法不似現今這般嚴格,即使沒有居留證,持觀光簽證在台工作,從未聽聞被抓的事件;申請簽證延期,也不曾聽說外事警察會問東問西。但在九一年春天,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日語補習班授課的日本籍教師,和在日本料理店打工的日本人,一夜之間變成箭靶,成為第一個被拿來開刀的對象。以日語補習班中,沒有居留證的日本籍老師為例:警察直接闖入課堂突襲臨檢,對老師斥喝:「不准動!」完全是電影情節活生生地在現實生活中上演。老師被當成非法工作的現行犯逮捕,遭到強制遣返。我有好幾個教日文的朋友就這麼被遣返強制離開,再也沒有出現過。而僥倖逃過一劫的日本籍教師,雖然每天繼續照著課表上課,卻是一顆心時時刻刻懸在半空:「明天會不會輪到我?」終日惶恐不安。補習班眼見旗下老師無法專心授課,只得向教育部陳情,但狀況仍不見改善。

日本公司派駐來台的人員,也不能豁免。由於經濟部不核給工作許可,等同無法拿到簽證,嚴重影響業務進行(但對日本出口貿易金額高的公司則例外)。於是「你的簽證,是怎麼申請的?」成為林森北路的大小酒店中,日本人之間最常相互問候的一句話。我個人便被問過好幾次。

這段期間,被強制遣返、找遍門路也無法取得簽證而回國的日本人數節節上升。如今回想,「斷層」二字正可形容這段期間的情況――較早來台灣的日本人離開了,和其後因政府政策放寬再度吸引日本人來台的這段期間,是一段空白期。

實施免簽證的結果

幾年後,原本需要簽證才能短期留台的日本人,開始享受免簽證的待遇。一心期盼觀光帶來收益的觀光局,與想保有簽證費收入的外交部之間,各有堅持,僵持不下。當時的我是觀光雜誌總編輯,曾對此事多次進行報導。當免簽證的政策一決定,雜誌社還特別製作「號外」大肆宣傳。

實施免簽證的結果,在各方熱切的期盼下,日本人來台人數從低迷的六十餘萬提高至八十餘萬。觀光業界嘗到了甜頭,立誓「突破百萬」,個個充滿幹勁繼續打拚。

可惜天不從人願,日本人來台人數始終不見好轉。雖然觀光協會向日本各地的觀光團體大力推銷,但數字依舊停滯不前。

正好此時,嚴長壽先生出任觀光協會會長,一上任便問道:「要提高日本觀光客人數,應該如何著手?」我是這樣回答的:「針對女性,特別是以年輕的日本女性族群,做為推銷主力的對象。」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言,在那之前來台灣的日本觀光客,中年男性占絕大多數,其目的不外是美食與夜生活。我曾經為了製作招攬日本學校來台畢業旅行的相關報導,到日本高中進行採訪。其中讓我印象格外深刻――有幾位校長駁斥「怎麼可以帶孩子們去台灣那種地方?」而大動肝火。這些氣話全是出自八○年代台灣在日本人心中的既定印象。

我的提案很快地被採納。觀光協會找來日本女性雜誌的編輯、攝影師、模特兒等一共三十人左右,邀請他們來到台灣實際體驗,希望他們回日本之後能將台灣魅力與台灣旅遊樂趣報導出來。這類的企畫雖然一時之間無法見到效果,但確實是提高觀光人數的第一步。

重新洗牌後的新階段

時間進入九○年代的後半,發現了有趣的現象。在觀光景點以外的地方,像是捷運、超級市場這些對我來說屬於日常生活活動的場所,日本人突然增加不少。我那時一直想不通是怎麼回事。年輕一輩的朋友或許不太相信,永康街、迪化街這幾個外國人喜歡造訪的觀光地點,其實在九○年代並沒有如此熱鬧;特別引我注意的是,九○年代後半,開始出現不少日本人在此地穿梭的身影。原因是什麼?思來想去,唯一的解答就是電視。

從未播放過台灣相關報導的日本電視台,在此時開始製作與台灣相關的電視節目,帶動日本來台觀光人數陡然飆升。原本台灣觀光業拚死拚活總不見成效,如今看著這片榮景以他們難以置信的速度不斷往上飆,面對電視的威力只能打從心底佩服。

另一方面,來台的日本人不只是觀光客,到此定居的人也同時增加了。九一年因簽證緊縮而減少的日本來台定居人數,在短短幾年後,隨著簽證審核放寬有了復甦的現象,甚至超出九○年代簽證緊縮政策之前的景況。

「重新洗牌後的新階段」,足以用來比喻在台日本人劇變的九○年代。

九○年代,不僅僅是人數增加而已,來台灣的日本人種類也有所變化――來台定居的,從熟知戒嚴時期生活的人,轉變為只知民主化台灣的人;而來觀光的,從只想在燈紅酒綠夜生活中享樂的中年男性,轉變為尋找泡茶與放鬆療癒樂趣的女性――一樣是日本人,卻是徹底翻轉。當然,也有一部分的人和我一樣,從以前一直留在這兒。

這個現象,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網路普及化而更加顯著。各類訊息經由同步傳送,民間交流一時之間蓬勃起來。到了二○一一年,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台灣的巨額捐款引發日本人對台灣的好奇與好感,直衝頂點;至今這態勢尚未見到有下滑的趨向。

現今台灣與日本的民間交流,達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峰。

回顧這段歷史,九○年代或許可稱之為台日民間交流的黎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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