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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馮滬祥菲傭翻供 檢拒採認
〔記者胡守得╱台北報導〕到庭施行馮滬祥性侵害案公訴的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張惠菁表示，馮滬祥向法院提交被害菲傭在菲的翻供文件，屬於傳聞證據，檢方絕不會同意該文件被列為審理本案的證據；襄閱主任檢察官王壬貴指出，檢方起訴馮滬祥被控性侵害案時並未「王牌盡出」，等到審理庭時，將見分曉。
張惠菁表示，依刑事訴訟法對於傳聞證據的規定，馮滬祥提出的被害女傭翻供文件，明顯屬於「沒有證據能力」的傳聞證據；若馮滬祥以及其律師援引傳聞證據「例外」規定的第一五九之五條，進而要求檢方同意，她將聲明異議、予以否決。
張惠菁指出，偵辦、起訴馮滬祥案的檢察官白忠志，並非單靠被害女傭在警訊中的筆錄內容，就據以起訴，而是還有ＤＮＡ等直接證據佐證，而且女傭在警訊過程全程錄音，錄音內容與警訊筆錄一致；馮滬祥是否涉案，將在審理庭中逐一揭露相關事證。
襄閱主任檢察官王壬貴表示，馮滬祥取得被害女傭的翻供證詞，但這翻供證詞有受到「污染」的可能，可靠性不高；而且它屬於法庭外陳述，檢方無法接受該文件被提到法庭上，由檢辯以交互詰問檢驗其真實性，檢方更不認為它具備證據能力。
王壬貴指出，起訴馮滬祥涉嫌性侵害，檢方握有相當多的直接人證、物證，起訴時，只是依法交出相關證物，並非將所有證物攤在陽光下，以免造成檢方「王牌盡出」、證物「見光死」的窘境；據了解，控方在本案將有「伏兵」，只待審理庭時由公訴檢察官當庭一一揭曉。
勞協質疑取證正當性
〔記者丁勻婷、李明賢、王平宇╱台北報導〕馮滬祥疑似性侵害案衍生「菲傭翻供」後續發展，去年對外揭露此事件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強烈質疑，被告馮滬祥取得受害人證詞的手段是否正當，社會應嚴正關注受害人Rose是在何種情境簽下證詞。
前立委馮滬祥昨則指出，菲籍女傭是在自由意志的情況下，透過錄影、錄音方式留下自白，就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當然具有法律效力，且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規定，「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也可做為證據，菲傭錄製的錄影與錄音紀錄，也經過菲律賓官方與我駐外代表處雙重驗證，當然具法律效力。
外交部領務局昨天證實，化名Rose的菲傭確已透過我駐菲律賓代表處完成相關文書驗證，不過駐處及領務局只就簽章真假予以公證，對文書內容則依法不會過問﹔勞委會則表示，事件已進入司法偵辦階段，應尊重司法機關的專業偵查。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素香說，國內性侵害罪已從告訴乃論改成公訴罪，避免加害人透過私下和解免除罪刑，若加害人欲以私下和解規避刑責，試問性侵害案件改成公訴罪意義何在，社會及法界人士應重視此事可能存在臨訟加碼、非自主性和解、條件交換或非自主性的二次壓迫等內幕情況，各界應追問馮滬祥如何取得證詞，勿讓性侵害改成公訴罪的進步用意遭玩弄。
陳素香說，馮妻與菲傭簽下「放棄追訴權益協議書」，並支付菲傭八十萬元，如今又轉為菲傭翻供否認性侵害，如此一百八十度的戲劇化發展，讓人質疑此動態過程，是否為加害人企圖再次透過私下和解，規避刑責。
傳聞證據 不符例外法則
〔記者胡守得╱台北報導〕前立委馮滬祥日前向法院提交指控他性侵害的被害菲傭的翻供文件，士林地方法院指出，馮滬祥提供的書狀是典型的「傳聞證據」，迄目前為止，完全不符合傳聞證據的「例外」規定。
士林地院表示，依文件的形式、來源初步觀看，該文件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傳聞證據「例外」法則，應該不具備證據能力；至於該文件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最終的認定，將由承審的合議庭評議，並在本案進入審理庭時當庭裁示，目前並未有定論。
士林地院指出，馮滬祥提出的被害菲傭翻供文件，必須先進入審理的證據門檻，才有所謂的證據能力，也才能在審理本案時，由檢辯進行交互詰問，以確認文件內容是否具有真實的證明力，其結果，對未來馮滬祥是否有罪的判決認定，可能有所影響。
士林地院表示，文件是否有證據能力是一回事，文件內容的證明力強弱則是另一回事，要先證明有證據能力，之後才有證明力強弱的問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若該文件經合議庭評議後，被認為沒有證據能力，則未來開庭審理時，就不會將它交由檢辯攻防以檢視內容真偽。
至於被害女傭在文件中表示，將全權委任菲國律師處理她在本案的有關發言及事務，士林地院表示，這個說法以我國司法制度來說，即被害女傭委任菲國律師做為她的告訴代理人，由律師代表女傭來台出庭並表示意見，合議庭對此沒有意見，樂見其來台。
但士林地院認為，被害女傭委任菲國律師來台舉動，這名律師依法只能代表女傭「單純」表示意見，例如是否同意判決結果、法律適用有無問題、女傭否認指控的事實，並表示她指述馮滬祥性侵害是她捏造等單純言論。
但這名律師並不能代替女傭本身，去接受檢辯交互詰問的法庭活動，也不能驗證女傭是否受害的案件經過，故律師來台出庭的效果仍屬有限。
士林地院表示，被害女傭若真實表示她捏造馮滬祥對她性侵害的事實，就應勇於來台接受我國司法驗證，才能真正有效澄清案件事實。
傳聞證據五大例外皆不馮時
記者胡守得╱特稿
馮滬祥提交法院的被害菲傭Rose翻供文件，屬「審判外陳述」，被檢方指為「傳聞證據」，不具證據能力。
但馮滬祥昨天在電視上，公開反指Rose在台灣所作的警訊筆錄（指控馮對她性侵害），也是「審判外陳述」，若翻供文件不具證據能力，那警訊筆錄也不具證據能力。
馮滬祥公開此言，是否有理？
我國審判以直接審理為主，被告以外之人（本案即指Rose）在審判外的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
傳聞證據的除外規定，意指五大例外法條，即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之一到一五九之五，根據這五個條文規定，Rose接受司法警察的「警訊筆錄」，或檢察官的「偵訊筆錄」，得作為法庭證據；故在證據力上，Rose在菲製作的翻供文件，不能和我國警察的警訊筆錄，相提並論。
五大例外的首條規定，於審判外向「法官」陳述，得為證據；或是向「檢察官」陳述，除非顯有不可信者之外，都得為證據。
第二條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製作的筆錄，若與審判中不符時，則先前的陳述具有較可信情況，得為證據；本案因Rose不願來台開庭，根本也無該條的適用與否問題。
第三條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製作筆錄之後，因其死亡、滯留國外等種種因素，無法到庭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的特別情況，得為證據。
Rose自接受台灣的警訊之後，確實「滯留國外」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故根據該條，Rose在台灣的警訊筆錄可得為證據。至於Rose後來的翻供文件，與本條無關，並不適用。
至於第四條的「公務或業務上之文書」規定，是專指公務文書或醫院病歷等業務文書，更與馮向法院提交的翻供文書不同文、不同種。
第五條規定，被告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且法院審酌認為適當者，得為證據。
依刑事訴訟法的定義，「當事人」是指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但以士林地檢署目前對馮案的態度，公訴檢察官絕對不會同意翻供文件有證據能力，故翻供文件在本條文上也難起作用。
就法而論，菲傭Rose翻供文件，因不符合五大例外規定，極可能被承審的士林地院視為無證據能力；反之，Rose在我國製作的警訊筆錄，符合一五九之三，故極可能被採為證據。雖然，如馮氏所言，兩者同屬傳聞證據，事實上，在證據能力方面，有天地般的懸殊差別。
但法條是死的，還須活著人的加以運用、解釋，在合議庭未裁示前，一切都是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