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柯文哲。（資料照，記者涂鉅旻攝）◎ 林裕順
柯Ｐ對於警方追緝開槍殺人逃犯案件，認為已知道嫌疑人，還叫警方等二天沒道理，主張監聽應該「分級分類」等等，遭朝野陣營冷嘲熱諷。
司法院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大法官要求：「人民權利受侵害或限制時」，「立法者依據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亦即，檢警辦案隨著限制權利的輕重程度、事態緩急，法官「他律」控管有無、規範密度高低應有不同。
同樣地，監聽對於個人權益的可能侵害，包括當事人間彼此對話內容、溝通用語等「通訊秘密」，通訊有無、對象、時地、長短等「通聯紀錄」，或者電信用戶名稱、號碼、地址等「使用者個資」。可是，監聽修法立委卻是「一招半式闖江湖」，人云亦云「令狀原則」，未能依據前述權利種類、輕重程度「分級分類」，卻是僵化地要求法官「事事」把關、「獨掌」審核，並未遵守大法官輕重緩急「因事制宜」，以及法官、檢警「職權分立」等等規範要求。
同時，對照美、日等國監聽法制「令狀原則」的規範論理，重點並非在於法官獨掌、事前審核即可保障人權，而是監聽過程偵查權力是否能夠有效控管，例如監聽時間長短、在場監督、事後通知等等合理規範，方符憲法「告知」、「聽聞」正當程序基本要求。試想，我國先前監聽實施，均經法官核發令狀，實務運作仍有「馬王政爭」的監聽爭議。
另如本次警方追緝凶惡人犯之緊急情況，若僅鎖定特定對象的「通聯紀錄」、「使用者個資」，無涉通話內容、秘密通訊等基本人權重要核心，卻要一體適用「通訊保障監察法」之重罪原則、最後手段等等，或雖立委修法「自我感覺良好」、「超美、趕日」，卻是東施效顰、不倫不類。
台灣監聽現制對於急難救助，或是自殺、失蹤人口協尋等，攸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案件，並無法律依據可調取通聯紀錄，易引民怨、法律爭議。參考美、日法例，於當事人同意以及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等人命救助情形，均可調取「通聯紀錄」或「使用者個資」，方得衡平權利保障與公共利益。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刑事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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