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東熊

在刑事訴訟之構造中，檢察官為訴訟之一造當事人，而非公平、公正之審判者，故如給予對他造當事人有強制處分權，則淺而易知，不僅不公平、不公正，且必被濫用，因此，於現代民主國家，均不給予檢察官有對被告之強制處分權。

這種觀念在民國八十年代之初期，在一般民眾中（尤其，在民進黨之立法委員中）已經萌芽。此事於民國八十四年，民進黨之立法委員向大法官會議提出釋憲即可知。當時，民進黨之立法委員乃向大法官會議聲請筆者為法律問題之鑑定人，於是，筆者乃向大法官會議庭強力主張應廢止檢察官對被告之「羈押權」，而獲大法官會議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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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於民國八十七年，又有人向大法官會議提出應廢止檢察官之「搜索權」之釋憲。當時，有報社之記者要求筆者評論此事。當時，筆者在某晚報評論，檢察官為訴訟之一造當事人，殊不應擁有對被告之強制處分權，因此，不僅應廢止檢察官之搜索權，同時，亦應廢止檢察官之「拘提權」，才屬整套之改革，否則，仍屬不完善之改革。但因當時，聲請釋憲之人，僅就檢察官之搜索權提出釋憲，因此，大法官會議，乃未對檢察官之拘提權作釋憲。

然則，至今，筆者當時之憂慮乃成真，但檢察官於問題發生時，卻將責任全推給警察，而自己卻一點也不反省，我國有這種檢察官，殊屬國家之禍，人民之禍。筆者深知，司法界與檢察界均甚不喜歡人家批評，但須知，批評為進步之原動力，無批評，則無進步。

（作者是國立中興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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