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宏政／中山大學碳權研究與服務中心主任

一、為何全球開始碳定價？

二○一五年的巴黎協定呼籲全球，要避免比工業化前的溫度升高到攝氏一．五～二．○度。因為這將會有很高的機率進入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例如暖化造成西伯利雅永凍土的解凍，凍土又將釋放大量甲烷進入空氣中，反過來加速暖化的速度，這將是引發全球災難的臨界點。目前地球溫度已升溫到一．一度左右，距離一．五度只差○．四。由於大氣中每增加十個ppm的二氧化碳就會增加○．一度，因此我們距離臨界點只剩下四十個ppm。

四十個ppm意味著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呢？以今天的科技水準，我們每生產一千美元的GDP，就需要燃燒一八○公斤石油當量的能源，而每一噸的石油則會產生二．四噸的二氧化碳，每七八億噸的二氧化碳則會增加大氣中一個ppm的濃度。以二○二一年全球GDP為九六．五兆美元來計算，我們大約排放了四一七億噸二氧化碳，也就是大約增加五個ppm。根據這個計算，大概八年內就會開始進入一．五～二．○度的高風險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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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簡單的計算揭露全球淨零碳排最重要的三個特性。第一、淨零減碳行動以短時間而言或許會有上下波動，但總體而言是無可避免的全球趨勢。它不是立基於道德或理念覺醒，而是迫在眉睫的災難減緩與適應。第二、淨零碳排的速度要夠快，規模要夠大，才能避免進入無法回頭的臨界點。這意味著長期而言，強制性與自願性市場的碳價都會持續上升。第三、防止碳洩漏一定要是全球性，因此各種碳邊境調整機制一定會不斷建立起來。

二、全球的碳定價制度

自京都議定書以來，全球碳定價機制發展至今，大約可分為三種：碳稅／碳費、總量管制與核發量交易、自願性碳權市場。前二者是在政府的強制管制下進行，具有法律約束特性，因此被稱為強制性市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歐盟排放權交易市場（EU ETS）。與這種強制性市場對比的，則是而非政府管制，通過企業或個人自願減碳計畫的執行而取得的碳權來進行的交易，稱為自願性市場。由於歐盟的邊境調整機制（CBAM）是強制性市場，因此它不接受自願性市場的碳權抵減，而只接受具有法律約束地位的碳成本抵減（碳稅／碳費或總量管制下的核發量購買成本）。台灣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在這點上存在著模糊的空間，這是未來中長期碳定價制度必須處理的關鍵議題。

三、台灣碳定價的中長期方向

碳定價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在建立排碳有價以及價格發現，來促進所有人將外部環境成本內部化；第二是通過排碳有價，讓減碳（負碳）技術得以成為一門新興產業，才能滿足前述全球碳治理體制的三種特性。以目前的科技水準，將大氣中一噸二氧化碳捕捉下來的成本約為五五美元，EU ETS則在八十～一百歐元之間移動，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至少要在一百美元以上才有希望將溫度上升控制在攝氏二．○度內。因此無碳電力與負碳技術在今後會成為定義新產業的標準，這是台灣一定要掌握的兩個技術範疇。

碳稅/碳費價格穩定，因此對企業最大的好處就是會計成本可以預估。同時碳稅徵收後，用途較廣，可以進行社會福利的移轉性支付。但碳稅（碳費）的缺點則是無法確保減碳數量的達成，只要廠商有能力支付或轉嫁成本，排碳量是不會下降的。總量管制其優缺點正好相反。因為總量管制，所以優點是減碳量是先被確定下來的，但總量管制會因為景氣變動，以及政府核配量調整的因素，容易造成價格上下劇烈波動的情況。

台灣採用碳費制度，主要問題也會是在碳費用途與減碳數量這個關鍵議題。全台灣的排碳量約為二．九億噸，六到七成排碳量納管，約有兩億噸，每噸以十美元碳費計算，會達到台幣六百億。這筆錢如果無法投入負碳產業的研發（數經濟部業管）或綠色金融（金管會業管），最後可能淪為民意代表、地方政府，甚至於企業減碳補助經費。其結果是企業繳了低價碳費，擺脫減碳義務。政府收取碳費，卻無力按時程減低碳排。公民團體則證實了碳費是政府替資本家開後門，是打假球。

台灣碳費制度的第二個缺點是氣候變遷因應法中允許以國內外碳權來折抵碳費，此一規定破壞了碳費原先跟碳稅一樣擁有的強制性碳成本地位，從而導致歐盟對台灣碳費是否可以全數折抵CBAM的疑慮。台灣企業既需要交碳費，又要交邊境調整機制的國際碳關稅，而且無法建立台灣負碳產業。

台灣的國際貿易依賴度（進出口除以GDP）已經超過百分之百，低碳產品與負碳技術將定義台灣下一世代的產業發展。總統選戰如火如荼，目前三組候選人在碳定價這個重大議題應該要提出具有實質內容的政策方向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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