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崩壞後，對台灣出現新的挑戰，就是滯留中國的台灣人激增，海基會接回安置人數明顯增加。從二○一九年到二二年，海基會接回安置的「台流」分別是四十四案、六十二案、六十七案與八十三案，今年光是一到七月就有六十案，導致海基會相關預算在六月提前用罄，必須以內部調整與募款等方式籌措，以完成後續相關業務。近來此事受到矚目與討論，對於政府是否應以全體納稅人的稅金幫助流落中國的台流返鄉，看法不一。而吾人更加重視的是，台流激增所反映的中國經濟走下坡，及其對台灣的衝擊與因應。
一九八○年代，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爬升，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到處充滿淘金的機會；反觀台灣，在創造第一波經濟奇蹟後，遭遇勞動成本上升，土地飆漲、環保抗爭四起，似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困境，於是在語言、文字大致溝通無礙下，台商大舉西進，也帶去了大量的台幹。當時的台幹具有先進的經驗、技術、管理觀念，以及在叢林開拓的精神；而中國勞工則是初次接觸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技術上只有低階代工的能力，難以對台籍幹部構成威脅，那是台幹最風光的年代。然而，中國在吸引外資的同時，更希望透過政策優惠與學習西方技術培植本地企業，促成紅色供應鏈崛起，台商受到嚴重挑戰，台幹待遇不再優渥，逐漸被取而代之。近年這種情況日益明顯，而這些失去工作或者創業失敗的台灣人，遂由台商、台幹變成了台流，流落在異國的街頭。另一批台流則是受到中國統戰誘惑，而去闖蕩的年輕人。中國從馬英九時期即推出各種補助方案，並廣設青創基地，鼓勵台灣青年到中國創業，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更有《惠台三十一項》、《惠台二十六項》出爐，祭出更多拉攏台灣年輕人的政策措施，確實吸引了部分人去中國。不過，這些惠台措施大抵口惠而實不至，導致許多對到中國打拚充滿熱情的年輕人，在嚴苛的現實挑戰下創業失敗，又不願屈就低薪工作，也不願回台灣，於是產生了新一批的台流。由此看來，台流大抵可分為兩種︰貧病交加的台流與「西進的失意者」。而海基會與當地台商協會應協助其返台者，是第一類的台流；第二類失意的西進者，進退乃是自己的選擇，國家不必為其操心。
其實，愈來愈多的台灣人流落中國，是一葉知秋，意味著中國經濟寒冬已至，尤有甚者，在美中對抗與習近平極權及煽動民族主義的地緣政治風險下，台流激增與台商撤離中國，以及台灣對中國投資貿易下降，將成為普遍現象。這一切的癥結，習近平的極權統治，以及以基本教義路線取代務實的經濟發展，乃是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最近英國《經濟學人》週刊以習近平為封面，檢討「習近平的失敗模式」，文章指出中國已陷入惡性循環，華爾街的「中國夢」也逐漸破滅。《經濟學人》直指中國經濟並未如預期復甦，反而是「步履蹣跚地從一個水溝跌入另一個水溝，隨著笨手笨腳的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面臨日益嚴峻的經濟挑戰，獨裁的中國政府正做出錯誤的決定」。換言之，中國在三、四十年的高速成長後，趨緩降溫本是常態，但習近平掌權後，對內強調「國進民退」、「共同富裕」、對外與俄羅斯結盟，意圖輸出數位極權模式，共同對抗民主陣營，則加速了中國經濟走上不歸路。而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成為終身獨裁者，外行指導內行，以意識形態凌駕專業，則使得此一經濟崩壞更加不可逆轉。
當中國日趨威脅性，經濟變成其政治武器之一，與中國經貿往來已變成一種風險，而非單純的市場機制，尤有甚者，其經濟崩壞將外溢衝擊全球經濟時，降低對其經貿依賴、逐步脫鉤，便成為全球經貿的主旋律。台流問題可視為過去對中國經濟依賴的後遺症。幸而，在經貿投資多元化上，台灣逐漸產生豐碩成果。以新南向為例，二○一六年蔡英文總統提出「新南向」，至今東南亞已經成為台灣的全球重要生產基地。此外，在貿易方面，一八年到二二年間，台灣對東協的出口成長了三十八．六％、進口更成長了五十六．八％；二二年，東協已占台灣出口占比的十六．八％，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投資方面亦是成果斐然，二○年到二二年，台灣對中國和香港的投資比重，從三十八％降至三十五％，對新南向國家的投資，卻從十六％成長至三十二％。中華徵信所統計更指出，二二年首季，上市公司在新南向國家的轉投資收益超過在中國的收益。可見新南向已成功變成降低對中依賴的替代方案，多元分散的經貿、投資，促成台灣逐漸脫離中國經濟脅迫的暴風圈，走向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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