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文在寅（美聯社檔案照）

劉振乾／退休工程師

韓國這個國家就是喜歡靠「民心」來治國。只要判斷為「是全民的共識」的話，就可隨便撕破與盟國約定的事，任意改變解釋或是規則，算不上是法治國家。韓國就是只有主義主張走在前面，如今有能力牽動韓國的唯此一物，此即感情。不要把韓國認為是法治國家，常有人說韓國是情治國家（感情治國的國家）。有過一次的取捨決定仍不算數，感情比司法優先，跟日本之間的慰安婦問題是很明顯的例子。韓國從戰後一直強力推動的教科書上「反日」、「仇日」、「恨日」獲得成果，形成今日韓國強烈的反日心態，讓政府（尤其是如文政權的左派政權）得以假借此民意而破壞過去的政府間約定。這種「反日」是儒教的怨念，不是短短幾十年就能消滅的。

冤冤相報何時了？韓國主要報紙與電視台都受到政權的影響，不敢批評時政。YouTube內批評時政的節目，有七十四萬名登錄者，其中PEN & MIKE評論尖銳，而「李承晚ＴＶ」內有名的經濟史學者更指出，二○一八年十月的日本企業須對二戰時期強徵的韓國勞工給予賠償（所謂徵用工）之訴訟的判決罔顧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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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權正以「清算積弊」之名行鬥爭保守派之實，讓保守派產生危機感。一九六○到八○年代受到軍事政權強烈鎮壓的左派政治家，正是如今當權派的班底，這些人正打出「二十年執權」口號，打算長期執政。二○一九年四月將選舉制度改正案指定為「迅速處理案件」，也就是在國會裡由委員會提出，經過三百三十日後就能直接上國會的全會來處理，就是準備在二○二○年四月的大選（國會）取得先機。今年六月十七日指名尹錫悅漢城中央地檢署長官為下一任檢察總長，尹錫悅指揮起訴一百二十名包含李明博、朴槿惠前總統在內的前朝官員，是一大功臣。

二○一八年七月一日開始韓國施行修正版的勞基法，與舊法最大的不同是，勞動時間的上限從每星期六十八小時縮短為五十二小時。超過每星期十二小時加班的老闆，將被處以兩年以下的監禁或是兩千萬韓元（約台幣六十萬元）的罰款，到二○二一年所有中小企業都適用。文政權想實現「有傍晚的生活」，但是中小企業諷刺「有傍晚，卻沒有晚餐」，因為勞工的平均月收會因此少一成。

相較於日本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成立的「工作方法改革關聯法」中，在繁忙期每月最多可以加班一百小時，有人認為韓國的新法缺少彈性。也有人認為如此一來，中小企業更難找到人，因為年輕人更願意往已實施縮短工時的大企業找工作。

二○一九年八月二日臨時召開的內閣會議，開頭部分的前八分鐘，開放異常的「現場轉播」，文總統說：「我們不會再輸給日本，今天的韓國不是過去的韓國。如果屈服於日本的挑戰，歷史將會一再重演。我們能夠充分打贏日本，請相信政府與企業的力量，具有自信團結在一起。」

重視歷史問題的左派，想尊重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命令日本企業要賠償舊徵用工的判決（日本企業須對二戰時期強徵的韓國勞工給予賠償），但是徵用工問題在一九六五年的日韓請求權、經濟合作協定裡已經解決的見解，是歷代包含左派在內的韓國政府一直維持過來的，因此文政權因應無策。

文在寅政權內閣會議的三大目的：第一將徵用工問題從爭執點撤出，然後是避免經濟低迷的責任追究，最後則為二○二○年春天的大選前先將在野黨的批判封鎖住。

關於避免經濟低迷的責任追究，詳情如下。二○一七年五月開始的文政權，以「所得主導成長」為口號，公約為二○二○年達成最低工資一萬韓元。因此最低工資用猛藥，二○一八年提升十六．四％，接下來二○一九年也提升十．九％。中小企業吃不消以減少雇用因應，引發「邊際勞工失業潮與店家倒店潮」。受此教訓，二○二○年只敢提升二．八七％，達到八五九○韓元，決定日期為二○一九年七月十二日，離公約的一萬韓元有一段距離。

而台灣的決定日為二○一九年八月十四日，相差僅一個月，不知道勞動部有沒有參考韓國上一個月的思考模式？雖說月薪調幅從二○一七到二○二○年總共為十七．七五％，低於韓國的三十．一七％，但是工業總會估算，實際受惠本勞只有三十萬人，比產業外勞的四十六．五萬人還少。商業總會則是怕大量聘僱時薪人員店家受影響，也凸顯台灣團結聯盟主張本外勞脫鉤的說法是站得住腳的。

文在寅政權可算還是素人政治，因為「不管現實」、「不管國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詭辯術」、「自認毫無瑕疵」、「無為無策」的五大缺失，即使在八月十五日的光復節慶典上，提出二○四五年光復節一百週年之際，兩韓統一，超越日本的願景，更為彰顯其左派立場，完全無視如今世局變化的趨勢，也落實「不管現實」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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