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一八年於新加坡舉行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中，幾乎所有與會的亞洲領導人都確認和重視東南亞的戰略地位，以及共同體計畫對於亞洲發展的未來意義。（歐新社檔案照）

蕭新煌／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楊昊／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印度穆迪總理獲頒首爾和平獎，並且在出訪韓國期間與文在寅會面。（法新社檔案照）

國家生存需要清楚的戰略，它不只是國家發展的策略，也是因應區域挑戰與全球局勢的實際作為。我們所處的亞洲以及更為廣博的印太地緣政治架構，正面臨結構性的變革，無論在國際外交、區域經貿發展議程、或者是公民社會轉型與變遷的路徑方面，都有了迅速且深刻的調整。

特別是東南亞對於亞洲和平與穩定的意義，更不容輕忽。在二○一八年於新加坡舉行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中，幾乎所有與會的亞洲領導人都確認和重視東南亞的戰略地位，以及共同體計畫對於亞洲發展的未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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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北的俄羅斯、到中國、日本、韓國，再延及南亞的印度，甚至南半球的澳洲，近年來都積極關注亞洲的整體脈動，特別聚焦東南亞新興政經共同體的發展。這些區域國家經略亞洲的想像與實踐，都以捍衛、壯大自身國家利益為基調，呈現出它們看待並且參與區域共同體設計及實踐的具體行動。

台灣以新南向政策回應印太局勢

自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台灣啟動了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這項政策被小英總統稱之為「台灣的亞洲戰略」，也使得長年禁錮在兩岸關係困局中的台灣，得以撥開迷霧，找到新方向。

過去三年來，新南向政策成功地向國際社會傳達了台灣面對東南亞、南亞形勢的理念，也提出了台灣如何自我強化，並作為區域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利害關係方的系列論述。這些結合政府與民間社會的協力成果，不僅獲得東南亞、南亞國家的肯定，同時也受到理念相近國家，如日本、美國、歐洲等國家的支持。

政府的旗艦計畫著眼於「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ered）的發展理念，逐步地銜接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在經貿與投資、觀光、教育人才、區域農業、醫衛合作、青年領袖、智庫網絡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持續制度性交流。當然，雙邊的交流應該不僅止於這些領域，在共同因應天災的韌性社區、基礎建設工程、新創產業網絡、以及藝術人文的對話等領域，也都有默默耕耘的先行具體行動計畫。

民間社會領銜及參與所展現的充沛能量，讓台灣與鄰近社會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密切，彌補了政府因兩岸僵局與對岸政治干擾所造成的限制和遺憾，同時也真正落實所謂「以人為中心」的台灣價值。舉例而言，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長期在東南亞與南亞區域投入社會建設、潔淨供水與衛生、教育、健康醫療、社會福利領域的能力建構計畫，不僅受到在地社會的肯定，未來更可以鏈結由台亞基金會倡議成立的亞洲深耕聯盟（Asia Engagement Consortium）其他夥伴機構的努力與資源，累積新的國家隊能量。

韓國的新南方政策以元首外交做主導

不僅台灣，鄰近的韓國也在二○一七年啟動了「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展現出首爾看待亞洲發展的具體態度與政策方向。韓國文在寅總統是以「元首外交」的方式，從點（投資與發展計畫的支持）、線（雙邊關係的強化）到面（東協系列會議與區域高峰會），逐步加強新南方政策的區域宣傳，凸顯韓國「被需要」的價值。

當然，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文在寅政府之所以推動新南方政策，目的就是希望讓韓國能在亞洲主要強權競逐的過程中，找到它最適合的生存空間。新南方政策也代表韓國提升東協與東南亞區域在其外交政策上的位階，致力追求更為「自主」與「衡平」的外交政策願景。

二○一九年對韓國與東協關係的進展有重要的意義。首爾今年將舉辦「韓國︱東協高峰會」（Korea-ASEAN Summit），而在不久的將來，也將陸續推動首屆「韓國︱湄公河流域高峰會」（Korea-Mekong Summit）。藉由正式官方外交、高層元首外交、多邊外交的倡議，活絡新南方政策的區域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新南方政策有若干理念及元素與台灣的南向政策相近，譬如文在寅總統多次強調，新南方政策將強化與東協在「人民」（people）、「繁榮」（prosperity）、與「和平」（peace）上的合作，這也凸顯了雙邊關係不僅停留在經貿與投資，面對國際政治與區域穩定、以及人民及社會的共同利益，也被視為南方新政的焦點。

舉例而言，韓國與東協國家每年觀光客互訪總人數約為八二○萬，其中東南亞訪韓的觀光客約有二二○萬人，而韓國前往東南亞國家觀光的人數則佔六百萬。新南方政策鏈結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影視產業，也期待透過雙向交流的再強化，再造區域韓流。

台灣的新南向必須官民合力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韓國的新南方政策都期待能凸顯對外政策中的「多樣化」（diversification）理念，並且以強化國家利益及生存空間為前提，彰顯台灣及韓國「就在」亞洲與印太區域中的貢獻與角色。這種多樣化的佈局，需要更多夥伴關係的支持。

二月二十一日，印度穆迪總理獲頒首爾和平獎（Seoul Peace Prize），並且在出訪韓國期間與文在寅會面，雙方期待印度東行政策（Act East Policy）與韓國新南向政策能相互支援。如果印度與韓國可以在東南亞政策上有更多交集，或許也有利於亞洲區域的穩定與繁榮。

與韓國不同的是，台灣在經營與東協、東南亞的關係上，面臨不友善外力介入，而「被」設定特殊的政治前提，外交局限也使得台灣很難透過正式的、政府間的、多邊的合作計畫來發展合作計畫。譬如說，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就不可能由元首外交來掛帥，而必須有更多元的官民合力和公共外交途徑，以及透過多彩多姿的軟實力展現才能奏效。

正因為如此，台灣政府與社會認知到多樣化緊密夥伴關係的重要意義，唯有透過與國際夥伴發展具有創意、富彈性、以及具前瞻性的務實倡議，才能有效形構台灣與鄰近區域國家的共同利益及價值，凸顯台灣在亞洲發展議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及能量。

廿一世紀台灣亞洲戰略的「首部曲」已經從深耕東南亞、南亞以及紐澳著手，未來的持續發展也應尋求多樣化的夥伴關係，讓國際社會清楚瞭解，台灣不只向南，我們就在亞洲，也將永續深耕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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