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玲玲／國防大學政治教官

中共最怕什麼？最怕動搖「永遠的執政黨」地位。

論及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學界首推公共行政學最主要的創始人之一、德國著名的社會、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他提出了三種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權威的形式，分別為如君主世襲的「傳統權威」、戰爭英雄或革命領袖的「魅力權威」，以及由法律規定行使的「理性法定權威」，這也是政權合法性的三個基本來源。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新的民主共和政體取代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權威」；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時，結束了中國的「魅力權威」。但今天的中國仍處威權主義政體，理性與法律合法性都無法佔上風，即便習近平強調「以法治國」，卻仍像過去一樣，「人治」勝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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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前，鄧小平鑑於文革的慘痛創傷及追求經濟發展的企圖，曾試圖改革政治體制及建立制度化，置重點在幹部制度，即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梯隊接班和退休制度，以及「黨政分開」和「集體領導」的決策模式。惟其目的在鞏固中共政權、非改變一黨專政的框架，卻也決定了往後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基本路徑。但諷刺的是，鄧小平自己就沒遵守制度，以一個中央軍委會主席名分、卻實坐國家領導核心大位；江澤民在胡錦濤上台初期，也學鄧的模式續任軍委主席。到了習近平接班，胡錦濤全數交出職權裸退，似乎看到中共政治制度化有些許長進，不料十九大時的習近平又將其倒縮了回去，除了國家主席取消任期制之外，包括王岐山的破例任用。韋伯的三種權威典型說法，完全無法適用在中國現狀，那中共憑藉的、也是中共最害怕失去的—經濟績效與歷史話語權。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共只能憑藉後毛時代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工具性「合法性」而生存下來，即「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所以，中共至少要維持經濟不下墜的基本水平，才能獲得民眾對其政治的支持；另一個是「歷史合法性（historical legitimacy）」。

二○一五年九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現身「二○一五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上，強調中共執政合法性「源於歷史」，由「人心向背」決定。可見中共本身認知國內外長期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爭議還是極需要大力澄清及強化，但只能繼續重複官方的傳統說帖、利用殘餘的「歷史合法性」包覆自己。

為了永遠執政，中共也從未停止對「蘇聯亡黨亡國原因」進行反思，總是強調中國只要「防住了、禁得起」其面臨的許多內外危險，就能「涉險過關，實現長治久安」，否則就會面臨亡黨亡國。其中的危險當然也包括嚴重的貪腐問題，但其顯示出的結果是被抨擊習近平是為了達到清除異己的目的，卻從未徹底思考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制度之下，為什麼會造成可能亡黨亡國的腐敗幹部與結構？與其強調的合法性產生矛盾。

習近平和中共現在害怕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嚴重造成中國經濟退步；怕「經濟績效合法性」一旦喪失，就失去人心；失去人心，也就失去「歷史合法性」；習透過黨派控制、也相信透過培養及依靠大批忠誠的知識份子為中共統治合法性改寫歷史及建構理論，來解決對中國歷史和政治解釋的問題。他曾對蘇聯崩潰的原因總結一個重要原因是「理念與信念動搖了」，指蘇共當時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中共絕不能重蹈覆轍，並針對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宣布「解散蘇共」、讓這麼一個大黨消失，竟沒有人出來抗爭時道：「竟無一人是男兒」，由此可知，習的「專制治國」不可能在其任內有所改變。

習大大的習核心、未來可能的「習皇帝」，想打貪腐救黨、爭政權合法性，要成功的先決條件，無非就是內部要大力整頓、調整組織結構及讓司法獨立予以制衡，外部則要有輿論自由與媒體的監督，不是嗎？那為何這些看似再也簡單不過的條件也沒人敢對習近平提出呢？中共政治菁英也是「竟無一人是男兒」，這些都是中共害怕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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