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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軍武書摘》一觸即發：一位非常時期美國國防部長的回憶錄
前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Thomas Esper）新書《一觸即發：一位非常時期美國國防部長的回憶錄》於近期出版。（TVBS提供）
（本文摘錄自作者艾斯培（Mark Thomas Esper）新書《一觸即發：一位非常時期美國國防部長的回憶錄》，由TVBS授權刊載）
第19章 中國，中國，中國
川普政府的一項重要成就，是讓美國政府上下都看清，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一個友善無害的國家，而是一個處心積慮的競爭對手、一個日益強大的敵人，決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袖，並試圖改變國際規範、法律和秩序為自己圖利。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新共識，代表美國對中政策會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一定會為九一一事件後的世界秩序帶來劇烈改變。川普政權也根據此新共識，制定所有對中國的政策、交涉流程以及要傳達的訊息。
同時，川普政府也讓愈來愈多歐洲盟友看清中共帶來日益嚴重的威脅和挑戰。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從二○一七到二○二○年間，北約許多重大會議或是由北約發布的聲明，都可以看出該聯盟特別關注中國以及像是華為和5G的特定議題。我們努力召集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或簡稱Quad）也是如此，讓美、澳、日、印四個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一起關注中國帶來的威脅。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持續推動，這些都不會發生。
有些批評者說川普政府在中國議題上立場搖擺，但這麼說並不公平，也非事實。我們有一套立場明確的對中策略，也很願意付諸實行，只是總統時常脫稿演出。事實上，二○二○年一月十五日，總統與中國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即美國出現首例新冠確診的前幾天），總統還說：「我們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好……有史以來最好。」直到後來在他執政的最後十個月內，他發現新冠疫情對國內的衝擊，極有可能破壞他連任的機會，而全球多數國家都一致認為，中國必須為此次疫情爆發負上最大責任，川普才在包括經貿等各項議題上開始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態度。
若非如此，川普剛開始對中國的想法其實很單純。對他來說，美中之間要討論的，不過就是一些貿易失衡以及中國某些不公平的貿易行為而已，而且這些問題似乎還比不上他跟習近平這個將中國帶向黑暗的專制領導人打好關係來得重要。幸好，我們政府機關大致上還是遵循著既定的對中策略，而且在對的位置都有對的人，將策略要點付諸實行。
二○一七年，國安會在國安顧問H．R．麥馬斯特（H. R. McMaster）和亞洲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的帶領下製作了兩份文件—「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和「美國反擊中國經濟侵略之戰略框架」，清楚說明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整體方針。同年十二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和俄羅斯）是修正主義強權，意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背道而馳的世界」，並「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擴大其由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的影響力，並根據自身利益重建該區秩序」。
我對中國的野心和潛力並不陌生，也很熟悉印太戰區的各種挑戰。我在陸軍最後一次現役任務，是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於國防部陸軍參謀部擔任美國印太指揮部戰爭策劃人員。這個角色必須協助發展、協調及整合美國陸軍部隊和資源，以應付該地區發生的衝突，當時關注的焦點是北韓和台灣。
在湯普森參議員手下工作的期間，我大量研究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中國軍力發展、技術竊取和對美國的間諜行動。當我開始接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國家安全事務，我也把過去研究過的所有議題帶到新職位上。在國會工作期間，我有機會多次前往北京會見中國政府高層，並訪問我們在該區的盟友，包括台灣。
當我擔任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政策主任時，也持續進行這類工作。正是在這段期間，也就是二○○○年代初期，我們這一小群花很多時間研究中國相關議題的人，感覺到風向在改變：國會裡不少人對中國的觀感有所改善，然而這代價就是犧牲台灣的利益，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國會大廳突然之間多了很多中國外交使節和遊說人員，看起來北京當局終於搞懂怎麼跟華府玩政治遊戲。
二○○二年到二○○四年，我在國防部擔任副助理部長，負責談判政策，職責包括掌控所有軍備、防止武器擴散，以及為國防部處理五花八門的國際議題。我最後處理了各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常規武器的擴散問題，都跟中國有關，因為中國政府就是販運這些武器的最大軍火商。
我在二○○四年回到國會，成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比爾．弗利斯特（Bill Frist，田納西州共和黨籍）的國家安全顧問。我很熟悉國防外交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和政治間的交互影響，所以這個職位大概是我在國會中最能夠一展長才的工作。雖然當年我們的焦點主要放在阿富汗和伊朗，但仍有很多人十分關注中國議題。
二○○七年，也就是我離開國會一年後，接替弗利斯特成為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的麥康諾，任命我擔任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委員。當時該委員會正處於重建模式，成員橫跨兩黨，包括國防、貿易、人權和技術等優秀人才。當時的時間點非常適合深入探討美中關係，以及美國面對中國政府可能遭遇的問題。我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專家，但在該委員會的任期快結束時，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薛瑞福（Randy Schriver）在維吉尼亞州北部的密蘇里州立大學共同教授美中關係的研究所課程，薛瑞福後來也在我擔任國防部長時，成為我手下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
委員會任期結束後，我去了美國商會工作。我在那裡同時擔任美國商會全球知識產權中心的執行副總裁以及歐洲和歐亞大陸的副總裁。身為知識產權中心的負責人，我親眼目睹中國如何大規模竊取美國的創新構想和各種形式的智慧財產，這對美國經濟、美國大大小小的公司、對成千上萬的美國勞工來說，都是毀滅性的打擊。美國幾乎沒有哪個產業能逃過一劫，估計我們每年因此承受的損失高達二千二百五十億到六千億美元。然而，儘管中國竊取了我們這麼多智慧財產，北京政府還針對在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施行許多嚴苛的規範，但二○○○年代開始那十年，多數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都很逆來順受，畢竟一個擁有十四億消費者的市場，吸引力實在太大了。
不過，到二○一七年川普上任時，美國企業對中國的態度有了重大轉變。幾乎所有在二○○○年代初期追著中國市場跑的重要產業部門，都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立場及未來目標。尤其當習近平在二○一二年成為中共總書記並開始將中國變成更專制的國家後，美國企業的態度就改變得更快了。習近平（西方媒體常稱作習主席）上任後實行大規模反貪腐運動，導致很多中共官員下台，並以雷霆手段整頓黨紀、確立他個人的權威地位，中共過去領導人所承諾的政治改革，也隨著習近平掌權而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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