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離》劇照。（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劇場》雜誌的《疏離》專文，用長達8頁的篇幅只印了「上帝。他說。」4個字。（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劇場》雜誌的《疏離》專文，用長達8頁的篇幅只印了「上帝。他說。」4個字。（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電影《新天堂樂園》中有位「電檢」神父，當電影裡出現親吻畫面時，就會搖鈴要放映師剪掉不准播，早在1966年，25歲的電影導演邱剛健拍出了他的首部實驗電影《疏離》，也遭到神父禁演，讓這部當時藝文圈盛傳「前衛得一塌糊塗」的傳奇電影，就這樣塵封52年，將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19巡迴展重現。
電影《疏離》特映發表會後，張世倫（右起）、張照堂、莊靈、林木材對談。（記者何宗翰攝）
1966年，《劇場》雜誌的發起人邱剛健、莊靈、黃華成等人不甘只是在紙上翻譯和引介西方電影和戲劇，想舉辦「第一次電影發表會」，是戰後台灣首度發表實驗電影，眼看著發表會日期逼近，卻沒有收到任何人投稿，逼得他們「非自己拿出作品不可」，將自己的電影想法付諸拍攝行動。
《疏離》一幕男子手淫的畫面，讓耕莘文教院的神父打了回票。
（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莊靈拍攝自己懷孕的妻子，以記錄的方式完成短片《延》；黃華成改編Sherwood Anderson的短篇小說〈種子〉拍攝成《原》，以及實驗意味濃厚的《現代の知性の人氣の花嫁》；邱剛健則以帶有「性與神」的意識流隱喻完成《疏離》，發表會選擇在台北羅斯福路上的耕莘文教院舉行。
莊靈回憶說：「發表會前神父有先試片，其他的片子在傅良圃神父的眼裡看都沒有問題，只有剛健的這一部因為有男子自瀆畫面，神父認為不適合在文教院裡公開放映；當時文教院是傅神父在負責，他對《劇場》雜誌一直非常支持，所以我們也不方便說什麼，剛健也沒有異議。」
究竟《疏離》裡拍了什麼觸犯禁忌呢？邱剛健在《劇場》雜誌第五期裡提到：「關於他的自瀆，我本來是說手淫的，可是整個儀式只包括腿的動作—根據我的經驗是比較特異的—我又不喜歡創造新詞，說是腿淫或自我流。」原本他希望演員高辛甬脫光衣服，但對方拒絕脫掉褲子，最後他找到媽媽睡房窗上的一塊赤紅色的花布，印滿不知名的花，遮住演員的腰胯，「剛好有一種很低級的趣味。」
短短約7分鐘的《疏離》分為5個段落，像早期默片用簡潔的詞句開啟篇章，分別為「他：看著你，你就是我的神」、「他：可愛的太陽。可愛的，我阿爸父神的精液」、「他：來，上帝，來」、「他：我要飛到我父神那裡，誰把我拖下來呢」、「我：諸神」。
莊靈回憶：「影片一開始那隻捏死毛毛蟲的手、自瀆的場面，還有拉人力車上坡的這個鏡頭，很吃力、撞來撞去、好像是沒有辦法再往前走，有點希臘神話的寓意，以及最後象徵性的人被車子撞飛，最後靠著一根電線桿滑下去，想要飛上去，但最終滑下去，重複了3次。」
「鏡頭很簡潔，最精彩的是片中提示的詞句。」莊靈說：「剛健的確有自己非常創意的想法，尤其他是基督徒，但對基督教很有想法，他可能也遇到一些年輕人碰到的問題，跟宗教之間的一些扞格。可能，他希望把內心這樣的一種感覺，透過作品表現出來；很奇怪，大家看了後都覺得他就是應該會拍出這樣的作品。」
攝影師張照堂回憶，他比邱剛健小了5、6歲，沒看過片子，後來看了《劇場》中的劇本稿，「我覺得是另一種文字的發表，和影片的《疏離》不同。」雜誌中用長達8頁的篇幅只密密麻麻印了「上帝。他說。」4個字，「我問華成說，那時候印刷得用鉛字一個字一個字撿的，哪家印刷廠找得到這麼多『上帝』？如果當時這些鉛字都保留下來，或許可以辦出很厲害的展覽。」
莊靈說：「當時的福元印刷廠老闆黃荷生自己也是詩人，對我們非常包容，黃華成設計時常玩文字遊戲，把國字用打滾的方式來呈現，在那個氣壓很低的戒嚴時期，這是非常超越、大膽、自由的表達方式。」
「黃華成跟邱剛健是《劇場》裡面的破壞派。」張照堂說，「陳映真跟劉大任是建設派，稍微正面一點，但邱、黃他們就是反戲劇、反電影、反世俗，什麼都要反；邱剛健當時就寫了很多對宗教界非常刺激、看了一定反感的詩，多年後再看《疏離》，我敢講說這是《劇場》同仁中最有實驗精神、最經典的片子，除了疏離這兩字，我想再找不到更恰當的片名。」
莊靈和張照堂回憶，邱剛健有點像費里尼，現場看到什麼東西就即興發揮；但《劇場》中寫到片尾有音樂，影片中卻沒有，莊靈已不復記憶：「可能現場有放音樂，或者用文字來讓觀眾自己想像，《劇場》寫的和影片也不完全相同，可能是另外一種創作。」
藝評人張世倫補充說，中後期的《劇場》，很依賴香港的影評人及年輕朋友幫忙供稿，當時的作者和讀者分布在台港兩地，彼此的書信往來，其實就是珍貴的研究資料，邱剛健和影評人舒明的信中，就多次提到了《疏離》。
舒明原名李浩昌，當年是《劇場》的訂戶，因此和邱剛健成為筆友，兩人通了20多次信，信中提到「《疏離》是講一個年輕人的疏離生活，片名取自劇場大師布萊希特的『alienation』，但和他想表達的意思不盡相同，說實話，我對自己要表達的東西已經厭倦了，要拍的理由，只是想看看自己能做多少，在想的和實際做的之間有多少距離。我的能力，還想拍一部1分鐘的8釐米短片，題目叫做佛洛伊德第8，副標題叫做台灣的西瓜。」
信中也提到，「我借用黃華成的家拍內景，只有一面窗戶，和一面牆，外景在快車道路，因為只有我和演員一名，幫忙的朋友一名，還有攝影，所以閒人一圍觀就顧此失彼，煞費周章才勉強完成，其中還做了一些現在想起來令人痛心的妥協。比如說我要讓一個人和一部車子對看的畫面發生在快車路上（四線的），因為一方面要擋住雙面來的車子，一方面要防止外人看攝影機，拍了幾次都有人入鏡，結果為了省錢只好用照片。」
「我的片子共分5場大約5分鐘，現在我只等片子印出來就知道成果究竟如何，有沒有剪接的價值或推出的價值也在明天決定，但是我自認為用半個月薪水換了一次電影經驗， bloody hell！」
對於片子沒有在發表會放映，他在信中說：「耕莘文教院的傅良圃神父以其中手淫的場面不應該給公眾看到。我們沒有理由要聽他的！但他有地方！你曉得那種悲哀嗎？雖然我私下也一定是寬心不少，因為片子實在不太好。」
「片子要表達的東西實在沒法傳達出去，我的神，我祈求的上帝，好像中國人不能了解，也不關心，我真覺得自己是一個outsider。」
同年邱剛健就去了香港發展，以劇作家身分與楚原、許鞍華、關錦鵬等導演合作，編劇作品有《愛奴》、《胭脂扣》、《阮玲玉》等，多次獲得香港金像獎與金馬獎最佳編劇，也曾執導《唐朝綺麗男》與《阿嬰》，2013年逝世。
1994年邱剛健接受《電影欣賞》雜誌的專訪時，也曾提到《疏離》，時隔30年，邱剛健認為《疏離》並沒有那麼的成熟，片子還帶到了香港，但連把它打開來看的念頭都沒有，也不知道片子保存的是好是壞。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林木材說，根據捐贈資料，邱剛健應該是在這次訪問後，就把電影捐給國家電影中心，卻一直沒人聞問，直到信件相繼曝光，才發現這份國寶級的珍貴影片其實一直都藏在國影中心的片庫中。
《疏離》將收錄至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切片｜想像式前衛：1960s的電影實驗」單元，2019巡迴展於2月底展開，延續著「再見．真實」的影展精神，以台中為起點，巡迴台中、屏東、彰化、花蓮、台東五座城市，也將和台灣各地放映場館與學校合作，活動皆為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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