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榆：台灣的女兒（左）（影藝中心攝影組攝）
前天，兩位勇敢的台灣女性被霸凌，一位是陳菊，另一位叫傅榆。
1985年，台灣宣布解嚴的前兩年。我高中一年級，住學校宿舍。學校規定住宿生的三餐全部得繳錢讓學校包辦，這不是什麼問題；問題是菜色不好，跟學校反映，得到的結果卻是﹕「你可以不吃，但是，錢還是得繳。」於是，我串連高二、高三的學長姊展開「罷食運動」，這個行動，讓校長晚間趕回學校承諾改善「伙食問題」。果然，隔天伙食改善了，不過，教導三民主義的訓導主任，才正開始抓行動首謀。當年，我一進入他的小房間，立即威脅要以「非法集會結社」、「意圖組織動亂」這兩項罪名把我移送軍法審判。
台灣現在多數的年輕人，一出生「自由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他們沒有經歷過「戒嚴時期」，問什麼是「軍法審判」？他們會說：「阿，就洪仲丘…」當然，他們更不會知道，1979年只有29歲的陳菊因為「美麗島事件」，差點被依「叛亂罪」判處死刑。在2018年的今天，許多人都忘了，台灣的民主與自由，是用生命、用青春換來的。
在被關押了6年又2個月後，陳菊出獄了。隔年1987解除戒嚴，台灣開始民主化，而5歲的傅榆就在台灣這個移民社會，在顛簸的民主化道路中，不間斷的與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尷尬」對話；同時用「補課」的態度，去認識她與她的家庭所未曾經歷的台灣歷史。陳菊與傅榆這兩位不同世代的台灣女性，她們所從事的工作，看似南轅北轍，一個是政治，一個是藝術；然而，不論是政治或藝術，她們兩人所承襲的，同樣是台灣最珍貴的價值：「自由與民主」、「人權與法治」。
我們時常聽到這樣的一句話：「政治歸政治、╳╳歸╳╳。」果不其然，就在傅榆用「溫柔而堅定」的語氣發表得獎感言後，除了來自中國網軍的惡意謾罵，某些台灣人認為，金馬獎這個藝術殿堂，「政治要歸政治、藝術要歸藝術」，傅榆萬萬不該碰觸這些底線。這些論點，有道理嗎？完全沒有！套句威權時期，中學生常背誦的一句話：「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試問，哪部電影、哪個藝術創作不政治？用這句話來抨擊傅榆的人，說穿了，就是「中國因素」產生的「自我審查」。
2016年台灣第三度政黨輪替，香港一家電視台的老闆，先後找了兩位台灣導演，想要合作拍攝「反共」的紀錄片。沒想到，這兩位台灣導演不約而同都反問一個問題：「跟你們合作拍片，會不會影響我去大陸發展？」這個老闆則回答：「我沒有辦法保證」。於是，拍攝計畫遲遲沒能成功，一直到當年7月，我在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公開聲援被中國霸凌的戴立忍導演之後，這位老闆前來台灣，找我談合作、拍攝紀錄片。當時，我跟他說：「我長期關注台灣、香港與中國的民主與人權發展，我可以跟你們合作，但，不許干預我的創作內容。」這位老闆口頭答應了，於是，我開始拍攝《并：控制》。不過，到了2017年6月初，我計畫以兩位香港「視障」朋友的觀點，來觀察香港這20年來的改變時，這位電視台老闆，竟然想干預影片內容，這個動作十足踩到了我的紅線，於是，我歸還製作款項，提出解約的要求。
為了讓《并：控制》能夠順利完成，除了親朋好友的幫忙、網路平台的集資，在各種「政治不正確」的板塊擠壓下，在一點點的縫隙中，我們撒下了種子，期待有一天能長出茂密的枝葉。而，就在同一個時間，在另一個縫隙，傅榆以微弱但堅定的聲量，一寸一寸的把《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從縫隙中伸展開來，筆直堅挺的告訴大家「什麼力量比恐懼還強大？就是希望！」
很多人問我：「紀錄片是什麼？」我總是說：「紀錄片是國家的春、夏、秋、冬；社會的陰、晴、圓、缺。」絕大多數的紀錄片導演，當喧鬧的新聞事件被擠壓到記憶邊緣後，他們依舊忠實記錄著每一個生命姿態，為國家留下一本又一本的國家相簿。這是我的信念，也是傅榆的信念。
11月17日，兩位台灣女性因為「中國因素」被霸凌，這再次說明了台灣民主的脆弱，台灣的民主還沒轉大人，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台灣民主化30年的過程當中，絕大多數的人都選擇「置身事外」。現在的台灣，正處於民主深化的轉型期，面對中國的霸凌，請大家勇敢站出來，給陳菊一個擁抱，給傅榆一個溫暖，謝謝你們！我們都站在一起！
（紀錄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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