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影帝涂們（記者王文麟攝）
2018年最讓台灣農畜業者戒懼恐慎的，就是已在中國肆虐成災的非洲豬瘟。
1997年台灣因境外傳入的口蹄疫，一年內減少近5000戶豬農，500億的豬肉外銷日本市場消失，整體經濟損失1700億，台灣也因此被列為疫區，迄今20年。
對於即將自境外傳來的非洲豬瘟，經歷過口蹄疫的台灣人會害怕，但新一代的年輕人，成長於蔣經國惡貫滿盈後，30多年來不曾經歷過國家暴力，對於更恐怖的，來自境外的國家暴力，當然也就毫無警覺了。
境外輸入的國家暴力之所以遠比非洲豬瘟恐怖，關鍵就在於疫情剛出現時，大多數人是無感的，甚至指責最先說出真相的吹哨者。
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最佳紀錄片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奪得。出生於台灣的新住民第二代傅榆，在獲獎致詞時提到：「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傅榆發言後，來自中國的去年影帝涂們，也在頒發最佳女主角獎時說：「特別榮幸再次來到『中國台灣』金馬獎頒獎，我感到了『兩岸一家親』。」典禮結束後，來台參賽的中國電影人集體抵制出席惜別酒會。
金馬獎在戒嚴時代，只是新聞局年年行禮如儀的一個官方獎項，主辦者與獲獎者都沒當成一件正事。解嚴後交由電影人負責，隨著評審過程越來越嚴謹，政治力已完全無法介入。
在金馬獎頒獎舞台上，能上台領獎的人是誰？上台後會說什麼內容？主辦單位不可能事先知情，一旦知情，這個獎也就沒任何公信力了。「內地」有一堆像戒嚴時代金馬獎那樣的電影獎，為什麼還要飄洋過海地來參加金馬獎？
台灣擁有華人世界裡難得的言論自由，頒獎典禮上傅榆說了什麼，或是涂們說了什麼，都跟其他入圍者與得獎者無關，更與主辦單位無關。
但是來自中國的電影人，卻必須在國家暴力下，用集體不出席酒會來抗議一個得獎人的講話，這樣的作法很幼稚，也很無恥。
今天若是評審對參賽者霸凌，或是頒獎者對得獎者霸凌，尤其是主辦單位對參賽團體霸凌，參賽團體在抗議無效下，進行這樣的集體反制，多少還有些正當性。
參賽的電影人，一定是有地域、性別、階級、政治、宗教……甚至對電影主題與技法派別，看法肯定南轅北轍。不同是正常，全部一樣才是異常，也只有國家暴力才會妄想讓大家的聲音一樣。抓幾隻狗來關在一起，叫聲都不可能一樣吧？
當然，我們這些經歷過兩蔣「德政」的台灣人，也能了解國家暴力對文化工作者的豢養手段，若想特立獨行，付出的代價也必然可觀。
1982年金庸為了年輕時的夢中情人，左派影星夏夢創辦的青鳥公司，找了許鞍華導演，林子祥、劉德華等人主演，描述南越1975年赤化後的電影「Boat People（船民）」，金庸特別命名為《投奔怒海》。
越共當然不會讓許鞍華來越南出外景。剛巧中國剛結束「懲越戰爭」，中國為了賺外匯，就允許《投奔怒海》在海南島拍攝。這麼一來，按照「戡亂時期國片處理辦法」，這部港片成了「匪片」，當然在台灣無法上映。
可笑的是中國雖與越南交惡，但《投奔怒海》似乎在影射15年後就要逼香港回歸的中國，於是也遭中國禁演。當時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卻是華人世界裡唯一擁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投奔怒海》還算賣座，即使喪失台灣與中國兩邊的市場，投資者並未損失太多。
原本《投奔怒海》裡劉德華扮演的美軍翻譯，許鞍華想找因《上海灘》而爆紅的周潤發，但周潤發是調景嶺長大的孩子，知道國民黨的厲害。若接了這齣好戲，會被自由總會主席童月娟像對付李翰祥與梁家輝那樣，列為「附匪藝人」，勢必遭台灣封殺，所以推薦了出道不久的劉德華。
97之後，台灣取代香港成了華人世界裡唯一擁有言論自由的電影國，國家暴力銷聲匿跡了，因此很難想像國家暴力會怎樣影響電影及從業人員，直到昨天看到中國影人急著表態，就怕被「冰冰」、被消失，或許才能體會國家暴力有多恐怖了。
（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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