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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經驗顯示，即使企業家與勞工必須合作以促進成長，在分配經濟果實時，雙方確有競爭關係。（歐新社）
◎歐陽書劍
國定休假日成為勞工問題的核心，但勞動條件包括工資、工作時間、環境、失業補償及休假等，都牽涉勞工福利及企業經營成本，甚至與失業、就業均有關聯，是可以協商的議題，並非「是」或「不是」的選擇，由德國經驗也可以發現，勝者不一定獲利，失去的也可能是獲得。
一九九五至二○○一年德國失業率高於英、法及義大利，接近十％的失業率維持多年，平均經濟成長率也僅有一．六％，與美國有兩個百分點的差距，而且低於歐盟平均值。前德國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為解決困境，於二○○二年任命其好友，也是福斯汽車人事主管哈茨（Peter Hartz）組織委員會，進行勞動市場改革。
當時德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失業率太高，以及經濟停滯不前，且兩者互為影響，哈茨改革勞動市場的方向，除了改善就業服務中心促進媒合效率、加強職業訓練外，是以提高勞動市場的彈性，鼓勵就業為主軸，放寬了暫時性及部分工時工作條件，並限縮失業救濟金的領取條件、期限及金額等，引起勞工團體激烈抗爭，施若德雖成功推動理念，但也於二○○五年黯然下台。
施若德下台，但德國勞動市場體質也有了改變。一九七○年代後，德國失業率原呈上升走勢，中間雖有起伏，但大致上沿著趨勢線由一％以下，揚升至十％以上，不過，在二○○五年高點後卻逆轉，即使經歷全球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經濟成長率在低點徘徊，失業率卻持續下滑，至今年八月底已降至四．二％，廿五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也只有七％，遠低於歐盟平均值十．一％及十八．六％。廿一世紀初的哈茨改革，被認為是維持德國勞動市場活力的關鍵。
現實當然不會完美。經濟成長、分配合理，則勞資均受惠，但德國經驗顯示，即使企業家與勞工必須合作以促進成長，在分配經濟果實時，雙方確有競爭關係。德國勞動市場改革降低了失業率，並確保較高的就業率，但去年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一篇有關德國的研究指出，勞動市場改革使失業率降低，不過短暫失業後重返職場的勞工，其薪資約較長期均有工作的勞工少了十％；也就是改革有利於就業，卻影響了所得。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二○一三年研究歐盟所得不均的報告，也指出基層勞工薪資不振，使德國成為一九九○年代中至二○○○年代末唯一所得不均度增加的歐盟國家，二○○○年代初期的改革雖使勞動市場更具彈性，但也使基層薪資無法大幅成長。
降低失業率是各國重要的施政目標，德國相對有了成果，不過底層勞工薪資未跟著提高，則使政策績效打了折扣；這樣的結果，其實也是一種在景氣不佳時，維持就業和經濟動能間的取捨，算是現實上常見的兩難，只是若未能在景氣回升時矯正，則不算成功。
台灣目前情況與當時德國有幾分相似，經濟突然失去動力，失業率相對主要競爭者為高；但和德國也有實質不同，台灣的勞動條件不如當時德國，而失業率仍處於二○○○年後的低點，因此在進行勞動市場改革時，要考慮企業承受能力，更應儘量改善薪資等勞動條件，切勿因休假問題失焦。
從休假爭議可以發現，勞工擔心企業未能守法，因此希望確保更鋼性的條件，不過，法規的訂定與執行分屬不同層面，部分廠商不遵守規定，不應使所有企業經營完全失去彈性。若政府不值得信任，則法規修訂的再完美，也無法達成改善勞工福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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