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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書與人】 文學一定要這樣嗎?ㄗㄗㄗ的霹靂電球 - 陳柏煜談《決鬥那天》

2023/10/27 05:30

陳柏煜。(胡舜翔攝影)

陳柏煜新作《決鬥那天》。

專訪◎吳浩瑋 照片提供◎陳柏煜

陳柏煜(1993-)把頭髮染成《決鬥那天》的粉紅色。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染髮。

第一次是去年五月,評論.散文集《科學家》上市,陳柏煜把頭髮染藍。所有人都以為他是為了打書才染髮,不過之於他,反過來也成立,「如果真的要為了什麼事情而毒害頭皮,那大概只能是我的書了吧。」

將頭髮獻祭給書的同時,也將書獻祭給頭髮。

只是《決鬥那天》的粉紅色在他頭上太過醒目,近期招來陌生阿嬤形容他的髮色像夢幻,或是警衛單靠髮色就記住了他。有點不安,有點害羞,也有點亢奮:「要先有羞恥,暴露才會有效。」打開他的臉書,詩文之間夾雜著帥照,帥照之間夾雜著詩文。他笑稱自己是「有時候成功」的全職網美:「我還滿期待有人來訪問我。幫我拍照、做一下專訪。」

比如現在。

任務明確,任性可以

在出版社把詩集愈做愈小本的風氣裡,陳柏煜第二本詩集《決鬥那天》格外叛逆,17╳23公分的開本拿起來不太安分,能罩住整隻手、難以輕巧塞進隨身包。「一本書有它的手感、視感。當拿到它的時候,如果感覺特別大或特別小,就是一個特殊的展示。」

《決鬥那天》設計成大開本,其實是因為詩集裡有不少長句,他希望句子單行走完、不被排版截斷。只是他也不喜歡字太小的書,「對一些設計師來講,字小是一種美感、也比較好排版。」但過小就阻礙了閱讀舒適度。字級足夠的情況下要塞進夠長的句子,就得著眼於(物理上)拓寬書的邊界。

大之外,他也談到薄。《決鬥那天》一百二十頁,三十八首詩,絕不算多。他說以一般篇幅的詩作而言,編輯往往會建議詩集收錄四十到五十首,然而他任性,「雖然分量少,但傳達的主題、該做的任務夠明確,我就覺得可以了。」任性不代表妄為。這道理來自耳機裡聽著的黃宣,「我在編這本書的時候,他出了新專輯《BEANSTALK》,八首歌,二十分鐘,我覺得很酷――他幾乎沒有廢話。」

「我不是討厭廢話,我是討厭不知道自己在講廢話的人。」好的創作者要能意識到自己在幹嘛。帶著這份自覺做書,他不是那種交稿了就不管的類型,甚至願意多管一點。

《科學家》與《決鬥那天》是他提議找擅長剪紙藝術的吳睿哲合作。當初給吳睿哲的設計指示很簡單:一個明確的場景。他於是把書封設計成一個鬥狗的場地。「鬥狗的概念類似鬥雞,就是大家圍觀兩隻狗打架,其實很殘暴。」

然而封面上沒有狗,只有圍觀的群眾。決鬥前的緊繃、決鬥時的殘暴、決鬥後的血肉模糊,置中,卻反被隱形;群眾圍成的橢圓,也形成一具有刺的項圈,彷彿勒住了誰但又沒有。

直接間接,欲望交換

鬥狗的決鬥意涵外顯,那麼項圈呢?項圈既可以征服仇人,也可以用以收服愛人。

包括項圈的雙面含義,他不願讓一個詞只對應一個意思。書腰那句「愛人即仇人 一鏡到底/敵意含欲望 一觸即發」亦逆反了普世對愛的想像:「比如情敵是不是也算一種愛人?一夜情呢?或是你在路上看到一個小鮮肉,偷偷在IG上追蹤他?他們其實都是直接或間接,透過一些中介,進行某種欲望上的交換。」

或他在書裡引《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劇本,翻譯得可以色色:「天很熱,到處是凱布萊特/要是碰上,不免大幹一場」,「放到酷兒閱讀的脈絡裡,就變成凱布萊特是我的前男友,我看誰都覺得像凱布萊特,都想發生關係,也都想揍一頓。」

陳柏煜總是不把詩,不把愛與仇說死。

他以「投影片」形容詩集中長句為主、單行成段的詩作,「就是一張張投影片,從上一頁換到下一頁,前頁跟後頁可能有關係、可能沒關係。換頁的效果讓它帶有某種割裂,那它也像是電影的字幕:有時候一句話會被拆成兩段字幕;或有時候同一段字幕,卻換到下一個場景。」

類同的效果,在不同題材的詩裡分身出新的意義:「〈在愛的帝國〉可以想像是夜店裡的燈光在閃,一明一滅之間,你看到他的臉,有時候又看不到;〈瀑布〉你可以詮釋它是瀑布、水簾洞的線條;〈決鬥那天〉可以想像在看武俠片,大俠過招的時候動作很俐落,一個瞬間都是一個勝負。」

關鍵詞是「可以」――他給了讀者那只投影片遙控器,歡迎他們自行切換速度與邏輯。「如果我要控制別人怎麼讀,就太沒意思了。不是不行,但硬要這麼做,反而會讓作品看起來很小器。」陳柏煜對詩的任性,是讓詩容納更多。

守住了決鬥的底線

請他用一隻寶可夢形容《決鬥那天》,他回答霹靂電球。

陳柏煜記得的關鍵字是「頑皮蛋的退化形態」,遊戲譯名統一之前慣稱「雷電球」,是眼神凶惡、身上冒著電火的球體寶可夢,「他好像隨時要炸掉、跟人決鬥。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造形就是一顆寶貝球,他的起源很有辯證性:到底是他在模仿寶貝球?還是寶貝球是照著他設計的?」

當玩家試著用寶貝球收服霹靂電球,看上去就像寶貝球與寶貝球的鏡像對決。說到這裡,他講到周處(放心我們沒有岔題)。周處除三害的故事裡,刺猛虎、殺蛟龍的周處,最終發現第三害是自己。陳柏煜皺眉:「發現敵人是自己很微妙,好像是要透過消滅我來完成我,進入一個存在主義式的焦慮。但何必呢?文學一定要這樣嗎?」

霹靂電球與寶貝球的關係,乍看是周處,實則戲謔了周處。「用寶貝球『收服』寶可夢,是一個勝之不武的對決:寶貝球會把寶可夢吸納進去,而不是你正面迎擊、打倒他――但霹靂電球沒有,他沒辦法打開、沒辦法吸納,最終還是直球對決。他守住了決鬥的底線。」

「他是一隻很有節操、很有思考、很有精神的寶可夢。」一如他的詩集與他。

詩以外的生活,眼前這隻霹靂電球也不斷決鬥著,話題繞回染髮:「藍色是很難的顏色。去年染完發現太難上色了,後期顏色偏掉。但粉紅色是我自己漂、再用紅色洗髮精上色……」一張張帥照的灑脫背後,原來是毛囊在與補色洗髮精對決。

但這很陳柏煜不是嗎?看似任性,故作輕鬆,眼神發出ㄗㄗㄗ的火光,下一場決鬥即將打響――他總是準備好了。

可以與《決鬥那天》並讀的一份書單。順時針分別為:Anne Carson 《Autobiography of Red》,Christine Kondoleon、Kate Nesin編《Cy Twombly: Making Past Present》,夏宇《羅曼史作為頓悟》,Mei-mei Berssenbrugge《Nest》,高橋睦郎《晚霞與少年》。
六丁目咖啡前開花的流蘇。疫情期間陳柏煜常來此外帶一片蛋糕,當做換氣。
陳柏煜想像書中〈沙灘上的丹尼爾〉一詩的海,應該是這個景象。
劉玗+吳思嶔《Ladies》,也是拍攝於國美館。陳柏煜想拍的其實是「雕像的背面」。
侯俊明《極樂圖懺》,拍攝於國美館。它為《決鬥那天》做了完美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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