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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書與人】記憶都在這裡了 － 吳明益談《單車失竊記》
作家吳明益。（Chen Meng-Ping╱攝影，吳明益╱提供）
專訪◎翟翱
新作《單車失竊記》。
《單車失竊記》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故事。它來自吳明益（1971-）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裡頭那台不知所蹤的老鐵馬。
失竊的歷史
《單車失竊記》裡，隨著父親的老鐵馬，情感曲折於鐵馬蒐藏家、書寫蝶畫家母親往事的女子、萬華的老遊民、台籍原住民老兵及其第二代、高雄岡山二高村的外省老兵，甚且，還有二戰後抵台，本名阿妹的林旺。
吳明益說他在寫作《單車失竊記》時其實沒有重讀《睡眠的航線》，而是為了小說提到「銀輪部隊」與馬來亞戰役，力補相關史實。「文學把歷史推出底層，推向情感。」吳明益這次將高砂義勇隊寫入小說。這個題材在日治時期，也曾於過往我們稱之為「皇民化文學」的作者筆下，有令不同史觀者側目的奇花異蕊。面對這段歷史，吳明益的「方法」與心境又是如何？
「我必須說我是受過去教育體制長大的，十幾歲的我會因為《龍的傳人》感動，對於台灣兵的遭遇，在我那一輩的教育之下是無感的。即使有認知，通常也很膚淺。」吳明益說，「但做為小說家，你必須重新把自己沉浸在裡頭。」於是吳明益通過口述歷史，一個個遭逢了他們。「特別是原住民，他們的認同可能是最被動的，或者說是被剝奪的，因此較一般的台籍日本兵更複雜。未了解到島的政治狀況，便被動地置身戰火。」吳明益的這段話，指的便是小說裡前往馬來半島的自轉車部隊成員，鄒族的巴蘇亞。
透過認識失竊的歷史，我們這一輩人或多或少修正了自己的歷史觀。然而吳明益說：「即使你修正了歷史觀，也不能否定在此之前的認同與情感，以及過去在制式教育下對台灣意識的匱乏的事實。」
小說與小說外的戰爭
即使努力把自己放到那個時代，吳明益以為寫作本身觸及的也不過是歷史的「隕石坑」罷了。是事件過後的遺跡，是生者何以死去的證明。轟然一響，炮彈隨著習習獵風落下。這是台北大空襲。在《睡眠的航線》與《單車失竊記》裡，吳明益都曾提到這段在歷史教科書裡被淡化的史實。
戰爭對於我們這一輩人來說，是何等面貌？這是吳明益這兩本小說反覆思考的問題。「我們以為戰爭什麼都沒有留給我們，以為自己已是全新的世代，其實不然。小時候父親之所以這樣教育我，多少都與他們曾經歷那場戰爭有關；因為他們是戰火的餘生，因此對生命的不確定性更理解，總是緊張於我們的未來。」
現在的和平讓我們以為這就是人間的模樣。吳明益自認受愛德華．威爾森的《論人性》影響很大，以為人性裡永遠存在著某些「攻擊性」，俟戰爭到來而起。「做為作家，我恐懼於我們有可能成為我們都無法想像的糟糕的人。」吳明益在小說中花了大量篇幅，「再現」巴蘇亞經歷的戰爭場景──讀者可以想像一個血花與肉末與叢林的世界──便是為了「讓讀者經歷沒有經歷過的世界，自小說世界出來之後，他或許能改變一點點。」「我自己也曾胡思亂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上戰場，戰場上我的敵人，如果跟我一樣都讀過《戰地春夢》，那結果會不會好一點？」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吳明益寫一本《相同戰場上的不同讀者的《戰地春夢》》才能有答案──一個虛構的答案。
手藝人的記憶
《單車失竊記》有許多關於修復鐵馬的描寫，其中一節寫老師傅換內胎，或許是可見的中文書寫中最精細者。吳明益說，手工藝是他一直以來的憧憬。小時候看鞋匠父親釘鞋，把一根鉛釘釘入鞋底，那一槌，其實就是很精準的技術，學不來，而是要練的。至於換內胎那一節，是他看著老師傅操作，以學徒般的心情記錄下來的。吳明益以為現下台灣否決老匠人的技藝，然而這些技藝「總有一天要回來」，在文學藝術上也是如此。吳明益說我們不可能拿出一幅空白的畫，說這是「無限的極限」，「我們將回過頭嚮往，一個畫家坐在那裡，花費兩年、三年，只為一幅畫的光景。」
吳明益主張：「我們的教育應該從手作開始學習，追求知識的起跑點反而不是那麼重要。過去我登山、拍攝蝴蝶、種田，這些都是親力為之的手工藝。要親自去做，才能發現連拔草都有這麼多的細節，沒有認真拔過草的人，無法想像拔草有這麼多複雜的動作，他去描寫拔草，就只能寫『拔草拔了二十分鐘』。」
吳明益不厭精細寫手工藝，而不止於描寫，同時也有文學的飛升。在「鐵馬誌VIII」裡，吳明益描寫敘述者獲得老鐵馬的舊式磨電燈，費盡心力裝上，而使之閃爍，頓時感自己已與前一分鐘的自己有了不同，有了一種「文學的完成」──只有文學得以達致，一種極為私我卻能輻射整個宇宙的感覺；「這世界乍看之下一如往常，沒有什麼改變，但我知道，那已經是和昨天以前的世界，產生了微小差異的新世界。風裡的微小昆蟲、從遙遠的恆星傳到這裡的光、玻璃上的灰塵，都不再相同了。」
度過寫作的危險期
吳明益在接連幾本小說裡，塑造了一個不叫吳明益但跟吳明益幹著相同事的寫作者，寫作如此貼近自己，是否有危險？吳明益說，他在寫作之初，便決定不以自己的家族史為題材，但寫多了，就成為某種真實的虛構。「寫小說能走多遠，在於你是否能寫家族史以外的東西。」吳明益這樣結論家族史做為寫作者的關卡。而《複眼人》對吳明益來說，成為了他「過關」的小說。「《複眼人》讓我了解到，我根本不用在乎我寫的東西與我的關係，如果我的讀者是土耳其人、法國人，他根本無法、也不會在乎我這個人是怎樣。」把最菁英的讀者抓得愈緊，就愈危險，這是吳明益從理想讀者解放後的箴言。
讀者可以輕易發現台語文在這本小說裡非同小可；它既是小說的語言，也是小說人物的思維方式。在小說裡，吳明益藉著搭配台羅呈現語言的發音。是否有意識地承繼台灣作家對台灣話文進入小說的思考？吳明益反而回答，他在寫的時候，想到他尊崇的文學前輩宋澤萊早年對他的建議：不用管語言，寫就對了。從語言解放又回到語言本身，這或許說明了小說本身就是語言的工程。
訪問最後，吳明益談到最近在幫母親找回舊家私，想把母親的住所打造成原封不動的舊家。我腦海裡浮現出《再見列寧》這部電影。歷史不是舊家私可以找回，是停滯的時空，是無人在那的定點，如何回望？或許可以從吳明益小說的第一句話獲得答案──透過敘述：「每次新的描述都有新的意義。」就像操持手工藝之人，在一次次的打磨、鍛鍊裡頭，找到了物本該是的樣子，記住了物最初與最後的模樣。於是，他們得以宣稱：所有的記憶都在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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