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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楊索／【荼蘼九○】金馬車
◎楊索
場景不斷幻化，事件反覆堆疊，如通天塔或噴薄中的火山。此外，是全然的黑暗，我陷於夢與思緒的隙縫裡，此身何寄；我想起那群被時代拖行的人，鮮血、火光，照亮了一台奔馳的金馬車。
我有自己的難題
1997年6月底，我飛往香港，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的我，並無採訪任務，只是想去觀察、感受港人社會的浮動。大限前夕，在蘭桂坊遇到舊主管司馬文武，他欲言卻止，闇黑中，他的雙眼顯得炯亮。
香港猶如新嫁娘，被妝點於五光繚亂的慶典氛圍中。四處是慶祝九七回歸的張貼、綵球，儼然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昇平和樂。去趕這場盛會的，還有楊德昌，他寫說：「你的旅程顯得有些多管閒事。不是嗎？如果你是香港人，難道你到今天還不清楚一九九七是怎麼回事嗎？難道你還沒有做好你應該已經做好的一切調適及安排嗎？6月30日？7月1日？那應該只是兩天不必一早趕去上班的假日……誰還會比你更清楚呢？」
彼時異地，我只是好奇的局外人，並不真正理解香港發生了什麼，或即將迸發出什麼。我真正關心的是，我是誰，我要成為什麼？困惑始終伴隨著我。
1988年的五二○抗爭，警方與農民的激戰對立，暴烈如疾雨。在事件過後的殘景，我看著磚塊，猶燃燒著的車輛，心緒混亂纏繞。隔年鄭南榕自焚出殯，在總統府拒馬前，一個小人物詹益樺以命相隨。烈火兀自狂燃，還記得現場的攝影有潘小俠、俊安、村旭等，他們迭連按快門。眼前活生生的一個人迅即燒成黑物，我瞪眼望著，沒有表情。
時代要往哪裡去？蔣家父子都死了，政治封印被揭去了，民主降臨了嗎？人們被治癒救贖了；或是遭傷害鞭毆更重？
九○年代的起點是李登輝當選總統，終點是他卸下大位，他前後擔任十二年總統，美好與醜惡的事密集迸發於此時期，解構國民黨威權的李登輝，自身即是威權。李登輝時代的功過為何，尚未被徹底討論。兩國論帶來狂喜與凶險。末日之戰來臨前，諸神欲從母河引水，給蔫萎之芽注入生之氣息。許多人視李登輝為界碑，不在意他的陰暗面。
我有自己的難題。我在正規教育體制只受過九年教育，國中畢業出賣勞力，做底層勞動者。依憑運氣，乘著解嚴報禁開放浪尖，我成了主流媒體的記者。但，不管我多拚搏，內心卻始終覺得自己是冒牌貨，不配當一個記者。
少了底氣、同溫層，雖努力遮掩，然而，我的無知與脆弱性是那麼明顯，在一個蛇神牛鬼的叢林，我是很容易被啃噬的對象。老派媒體人出手很優雅的，風光月霽，背後捅刀。主跑弱勢團體的我，在報社階層結構中，本身就成了弱勢階級。
那段時日，台北很多Piano bar，卡拉OK，一場新聞混戰後，我也會被喚去高歌狂飲。攝影群體去「攤」、「阿財的店」；記者文人去「魯蛋」、曾於七○年代開「稻草人」的向子龍其「談話頭」也一堆頹廢又虛矯的文人。
生命中第一場雪
因為一種天生的遲鈍，許多傷害在多年後才意識到，而傷疤已厚了，不覺得傷痛。記得有一夜，又是一大群人在男主管吆喝下，去某家夜店喝酒，眾人陸續離去，可親的男主管要我留下來，我傻傻地聽命。然後，七、八個半裸露、裙覆臀部的少女美媚進來，輪流坐在幾個男主管腿上，我呆呆地看著，將要發生什麼呢，而還沒有真正的動作。帶頭的男主管吩咐另一個同事送我去坐車。夜店外，天空露出魚腹白，我上車前，男同事問我說：「你的孩子呢？」「什麼孩子？」我反問他，而他張嘴不語。這些人到底在背後說我什麼，而他們又以為我是誰。
一個知名的男攝影盯上我，而我動真感情了。在我暈頭暈腦中，男攝影與他口中的前妻又復合了。在這種難堪情境下，我逃離了現場，心中咒詛發誓不再返回南島。
1995年，我身心折損、暫別台灣。那時是三月春末，我先去阿爾卑斯山左近小村，村中道路日日有車呼嘯往高處的滑雪營地，我在昏暗房間沉睡，眼皮好重，怎麼也睜不開。期間我做惡夢，驚惶尖叫，整個人騰空躍起，醒來卻不記得夢見什麼。
有一日悠悠醒轉，我走到餐室，桌上擺著主人牧場的鮮奶、自製麵包、果醬。我推開木窗，白棉絮般的雪無聲飄落，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場雪，村中教堂打鐘了，噹噹噹聲迴盪於山谷，此後是深眠般的寂靜，村落悄無人聲。
像某個點被觸動，某個閥門被打開，我無法克制地，趴在桌上哭泣。在這個無人的所在，我愈哭愈放肆，如受放逐的野犬嚎哭起來。我在哭什麼呢，許多真正悲傷的時刻，我沒有哭，反而露出慘澹的微笑。在遠方的深雪覆落下，一切都輕淡失真。
以這一年分界，九○年代的許多大事都發生過了，我的肩膀彷彿還是濕的，那一場又一場的夕瀑雨，伴隨著遙遠的遊行路程。從八○年代末期，我投身新聞界，在路上，即已是生活方式。
夢遊者走過廢墟
寂寞的群眾從遊行散去，有些人滯留在現場。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出入各種運動，為兒子舉牌伸冤。風流自戀的施明德走在遊行隊伍前頭，他披頭散髮的前妻陳麗珠跟在後頭咆哮控訴施的絕情。個人即政治，國事與私事漫漶。
1992年4月，我真的有守在忠孝西路七日夜，最後經歷一場十面埋伏的掃蕩嗎？那一群群我認識的友朋被追逐、毒打，雨絲混摻血絲，都發生過嗎？這場主張總統直選的遊行，造就李登輝1996年的收割，成為台灣首位民選總統。
1991年夏天，我們一群記者到洛杉磯、東京與台獨聯盟要角會面，當時黑名單未解禁，在洛城的飯店見到陳芳明，他熱情激昂；張燦鍙笑問說：「你們看我像毒蛇猛獸嗎？」東京的許世楷、黃昭堂都爾雅斯文。而我記得，那一、兩年，我在家聽短波頻道，還恐懼得拉上厚窗簾。
我像個夢遊者，走過一個個形同廢墟的現場。正式廢除公娼的當晚，寶斗里撤空了，我走入空洞洞的房間，如迷宮的巷弄邊角，遇到性權大將何春蕤，短暫交談，我或許提問膚淺，她賞我一個輕蔑的冷笑。那晚，我撿拾了一個方形小鐵盒，是供嫖客投擲尋歡節數的紙票。鐵盒屬於誰，一個鮮嫩的雛妓，或一個荼蘼過盡的女人，她們的人生喲！
我在倫敦的街道漫無目的地走著，手上的錢愈來愈少，心中焦慮一日日加深。六月底，忽聞邱妙津在巴黎自殺，死意決絕，用剪刀反覆刺心臟而絕。邱妙津與我是《新新聞》前後期同事，某次在立法院外遇見，簡短聊過，但並不相識。死志好堅決的人啊！是為何呢。我逃離台北的生活，墜入一個即將失控的坑洞，活下去是一種職責，很久以前，我就對自己承諾，無論生活多乏味艱難，我仍然要走到終點。雖然，我尚不明白，尼采所言：「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
歷史像鏡子般反映
在歐洲浪蕩近一年，我又回到報社。隔年春天，我坐往馬祖東莒的小艇，等待中國飛彈。在荒島醒來的清晨，各國戰地記者皆已湧入，反倒成了我追隨他們腳蹤，這群驍勇悍將經兩、三小時摸底即迅速撤離。西線無戰事，我卻大模大樣傳回戰地日記，回復欺騙社會的時代。
我始終是一尾魯蛇記者，但那些爬行過的痕跡並非全然無意義。去香港界外觀察前，白曉燕案發生，我斷斷續續參與採訪，當年11月18日，我被派去北投行義路，目擊陳進興挾持南非武官現場。沒跑過社會新聞的我，甫抵該處，即面臨陳進興與北投警員駁火，我居然嚇得躲在汽車後面。
緊接的1998年初春是大園空難，在微雨昏黃中，我踩著屍泥前進，觸目是樓房外牆吊掛的屍塊，日夜見到燒黑的軀體。一波又起，1999年9月，大地震發生的白日，我趕往編輯部候命，理所當然成了派往災區的首位記者，面對過於頻繁的災難與死亡，我似乎顯得冷靜沉著，然而，惟有自知，心內早被掏空。
九○年代的燼餘之幕，發生在台北看守所，1999年10月6日下午，我在台北看守所與方子傑所長聊天，內間專線電話忽然響起，他接電話後，神情凝重起來。我意識到有大事發生，就遇上陳進興槍決日。那一晚記憶最深的是，北所禁止人車出入，但警官大學一個教授硬是透過關係進入，目的是給陳進興抽兩筒血，要研究陳進興的犯罪基因是否高於常人。我委請觀察紀錄的所內管理員告訴我，陳進興槍斃前刻，是等待抽完那兩管血，他死前最後一句話是：「阿是抽夠了未，有夠嘸？」
原本，那我與社會群體最血氣噴湧的十年，形勢大好，凡事都可為可能，最光明的時代，也成了最黑暗的時代。李登輝治下，台灣政商黑金體制，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是地標，但李登輝雙手潔白嗎？接下來的台灣之子，是人盡皆知的千禧年碎夢。那台金馬車，奔騰著一個世代對新天新地的熱望。然島國猶昏。經過二十年，香港的傘撐不了雨；楊德昌的話語似從墓穴傳來：「也許，我們原來應該是可以從這件如此切身的歷史事件的真相裡，像鏡子一樣地再去反映我們自己的處境，自己的身分，對自己的認知，對自己更深一層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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