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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閱讀小說】 黃崇凱／三輩子 -3之2
圖◎焯両黃
◎黃崇凱 圖◎焯両黃
倒是有次她忍不住恨恨地瞪著家門附近的人，對方眼神與她交會隨即別過去，自顧自抽菸。聽了屬下彙報，我曉得她肯定知道這沒用，但就是忍不住對小嘍囉發點脾氣罷了。那都是些最底層打下手的聽差，做不了主，也不可能做主，下雨時候還得撐著傘倚在矮牆邊呢哈哈。
這段記錄也是整部回憶錄中我最喜愛的段落：
一天，她疲累靠在醫院病床邊陪著母親，門口傳來沉沉一聲「聶──伯──母──」。竟是兩年沒見的殷海光。她心裡開心見到他，接著發現他頭髮全白了，像是枯萎的盆栽，臉色昏沉。姆媽笑開了焦黃的臉，卻連坐起力氣都沒有，只能輕輕握著殷先生的手，說著你來了，我很高興。我會好的。我好了，一定請你們全家到松江路來吃飯。不要醬油，不要辣椒。殷海光勉強微笑，沒多說什麼，只是望著她姆媽。他整個人像被巨掌握住，連呼吸都沉重不已，她看著眼前兩個正在流逝的生命，無能為力。他待了會，笨拙起身，「聶伯母，我，我，我得走了。」站到床前，他定眼再看，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聶──伯──母，好──好──保──重。」她送他到醫院大門口。他說好久沒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她問你知道怎麼回家嗎？他回我想我知道吧。沉默。聶伯母，唉，我再來看她。她說你來看她，對她很重要。但是，請不要再來了。他笑笑，來看聶伯母，對我也很重要。
她望著他遠去的背影，過往殷海光跟他們一家老小同住在松江路家裡的種種瑣事，隨著返回病房的腳步逐一浮現。他細心栽種玫瑰，遠離辣椒，痛恨醬油，餐桌上大談美、愛情、婚姻、中國人的問題、未來世界、昆明時期生活、金岳霖。他極為疼愛她兩個女兒，陪她們說話玩耍，偶爾享受他奶色瓷杯裡的Maxwell黑咖啡。她永遠記得他說起夢想的神情：我夢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個特出的村子，住在那兒的人全是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我當然是哲學家囉。哈哈大笑。我的職業呢，是花匠，專門種高貴的花。那個村子裡，誰買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榮譽。我真想發財，好造出這麼一個莊園呀！
我真想把她寫到殷海光的部分全摘抄下來，放在口袋裡時時拿出來玩味。現在方便多囉，只要拿起手機拍照下來，想看就看，還能隨意放大字體。想到當初為了學情報攝影，整天關在暗房裡吸藥水味做配方、沖印、晾乾，不見天日，這些技術現在一點用都沒有了。還有用米湯、眼藥水或血的密寫傳訊，要記暗號、要知道用什麼方法顯影（火烤或是特殊藥水），現在大概都用不上了。
殷海光註定要成為後世傳頌的典範人物。正因為他得扮演這樣重要的悲劇角色，我們就必須得迂迴而婉轉地干擾他，一點一滴挫折他，把他從最合適的位置拔除，讓他漸漸當不了青年導師，失去發生影響的機會，讓他有志難伸，最後讓他壯志未酬、抑鬱而終。那些沒能實踐的夢想永遠最美，不僅不會褪色，還可能隨著時間變得愈發吸引人。他毋庸置疑要在人格和知識上成為一座紀念碑。某種程度上，雷震和殷海光都是必要的存在，沒有他們負隅頑抗，我做這工作就太沒意思啦。
我不禁推想，之所以後來她提過好多次跟保羅在愛荷華乘在水波晃漾的小船上，靈光一閃，建議在愛荷華大學原有的作家工作坊之外，再創辦一個國際性的寫作計畫應該是受了殷海光的啟發。據說保羅當時支吾了幾句，用手摀著嘴，示意她別作聲，指著一隻梅花鹿在岸邊看著靜靜流水。或許她曾經盼望著，在那遙遠的異鄉，有機會招待殷海光好好喝無限供應的香濃麥斯威爾咖啡。問他，您看這裡是不是跟您夢想中的村子很像呢？我們這兒文學家、藝術家都不缺，還欠個哲學家花匠，您來了正好。想必他一定會仰頭朗聲大笑。這夢想真是美麗。但很可能，這世上只剩下我一個人知道要這麼想，連她都不會。再過幾年，這個夢想也被我遺忘後，人們只會記得殷海光的傲然風骨。
我讀到大陸女作家遲子建見過她一襲水紅緞子嫁衣，那是她準備與保羅黃泉再會的華服。這老太婆真不容易，這把年紀還有這種幼稚念頭。她不是應該很清楚，人死了就是死了，躺在土裡，日漸腐朽，魂飛魄散，一點不存？她快要死了，但還得等等，就像她在紀念母親的文章裡引用過美國詩人羅伯特．佛羅斯特的詩句：「這森林真可愛，黝黑而深邃。／可是我要去趕赴約會，／還要趕好幾哩路才能安睡。／還要趕好幾哩路才能安睡。」
是啊，我們都要趕好幾哩路才能安睡。她不知道我才是陪她一生的遙遠同伴。那些真正跟她當朋友的都一一安睡了，她還醒著走著。她不知道我也醒著走著。要我說，真正的友誼就是這樣：我甚至不讓她知道有我這個朋友的存在。在她生前死後，在她的親朋後人之間，沒人知道她有這麼個隱密的朋友。這才是貨真價實，堅若磐石的友誼。我不是沒想過，有幾回真是想搭上飛機到愛荷華轉轉，親眼看看她後半生的所在地。我真不是特例。比方說吧，從前有個同事被交辦從柏楊書裡找毛病。結果他整整讀了幾個月的柏楊著作，跟我聊起來眉飛色舞，一副書迷模樣。柏楊之後因為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被抓，招供參與叛亂組織中國民主同盟被判刑十年。好些年後，說巧不巧，我看到柏楊在北京跟中國民主同盟的招牌合照登在副刊，旁邊寫著「我是在調查局三張犁偵訊室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的。」我隱約記得當年柏楊被定罪，那同事讀他的書更勤，後來也訂購了一套柏楊版《資治通鑑》，柏楊花了十年翻譯通鑑，他就跟著整整讀了十年呢。
時間是這麼回事，你一個個數來寶似地數得很清楚，漏了幾拍忘了數就會混成一大片。我翻著回憶錄和一篇篇文字紀錄（她那卷宗在我退休那天跟我回家了），放任心思在她家裡的紫檀木大桌邊，回到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眼前的人重疊了。看見還不叫楊牧的花蓮青年自我介紹說葉珊，二十五歲，處男；看見白先勇說起他父親，交換他們身為桂系子女的心得；看見冬夜與她窩在糖果店二樓的租賃小屋，在她缺了腿的寶座、堆滿書的桌旁，跟著葉珊、白先勇、王文興看窗外撒落的雪片。保羅那時還得照料妻子瑪麗，收拾一天的剩餘。她則常接到瑪麗的電話，聽她絮絮叨叨幾個鐘頭罵保羅的不是；才掛下電話，換女兒的爸爸打來，又是幾個鐘頭罵保羅老色狼。那時候女兒還在台灣等著她想辦法籌到路費，梁實秋借給她出國的路費還沒著落，只有她一個人在深沉安靜的小城，亮著燈，靠在桌前，醒著寫著煩惱著，她變成漆黑中的一隻眼。或許隔天保羅會跟她提起瑪麗渾身酒氣又恍惚，他在家門外聽著傳出的電視聲音，遲疑了好一會才整理好自己的心情開門進去。或許她會以玩笑口吻提起那兩通電話，或許不會。
匆匆五十年過去，女兒來了，長大，離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發現跟著她的回憶錄慢慢讀過去，很有種拼圖的感覺。比如我從來不可能知道，二樓的鴨舌帽掛在保羅離去那天的位置，牆上的各色面具原樣掛著，雷震送的結婚紀念鼎在桌上，壁爐上的銅鐘不再隨著保羅洋腔中文喊著「吃飯啦」被敲響，園子裡逗樂過無數訪客的浣熊和鹿似乎罕見了，鞦韆還掛在樹枝上隨風擺動。
她老了，不能開車，不再能寫很多信，接到的電話和郵件都在關心健康，沒有夠多體力處理會面、生活。其實從他們第一年建立國際寫作計畫，她就在循環裡。年復一年，籌措經費、諮詢聯繫、敲定名單、確認行程，讓四面八方的作家相遇，在他們家的客廳談天、飲酒和唱歌。直到保羅退休，直到她也退休，他們會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地說起關於文學、關於寫作計畫，關於她，關於他，關於他們的故事，直到剩下她成為唯一述說的人。就這個層面來看，幹我們這行的也是如此。以前是不能說、不敢說，現在是沒人聽。知道那麼多有什麼用，最後還不是跟我進墳墓。
我畢竟也老了，沒有辦法再像過去那樣撲天蓋地完成工作又抽空關心這些瑣瑣碎碎的文學動態。記憶力也不行了，很多事想不起來，只能等它自己出現。像是從國圖回家的途中，我坐在輕輕搖晃的捷運博愛座，車廂擠滿人，突然想到以前搭著搖晃更厲害的公務車南下高雄支援處理美麗島事件的往事。上面要我們到處去勸退有意圖參加遊行的核心人物。我在高雄的同事奉命去熱線接觸在中油工作的作家楊青矗。那同事當面拜訪，好說歹說，希望對方以家人安全為重、以國家安定為重，不僅被人拒絕，好像還弄得不歡而散。我這同事就是心軟，居然想盡辦法說動楊的上司，讓他在遊行當天臨時出差到台北，誰想得到楊青矗快快辦完事就包車殺回來高雄參加遊行。我跟同事說，你看看，人家可不領情。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稍微尊重人家的意志。既然他想壯烈犧牲，就讓他求仁得仁。那之前我讀過他寫的幾個短篇，還有點意思。這下好了，押進監牢真成了「在室男」啦。楊青矗放出來沒幾年，就被邀請到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如今想來也可能是她的苦心。不過嘛，他們絕不可能在文學上、政治上站在同一邊的。他呢是絕不想當「中國」作家；她呢則是沒人把她當「中國」作家，她基本上就是個美國人了。
這些什麼「身分認同」、「本土意識」之類的詞彙，大概都是近二十年來的新玩意兒。把這些拿掉，你說國家、社會有變得比較好嗎？我看未必。就像當年美麗島動亂，明明我們軍警人員收到的指令是絕對不准流血，我們甚至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居然還有人說我們「先鎮後暴」。不過我還真是第一次認識到社會上真有那麼多反國民黨的民眾。現場看真是心驚肉跳。他們真的想搞大事情。其實我們早收到情資，知道他們會帶火把，也把許多棍棒藏在車子裡，隨時準備生事。局裡發下兩百台照相機就為了蒐證，結果我們只要有人拿出相機，這裡一棍那裡一棒招呼上來，完全沒法拍照。還好靠我同事事先打過招呼，請現場記者幫忙拍照，記錄所有衝突場面，開價一張一千元。
那個晚上我們為了控制場面、調度人力兵荒馬亂。以美麗島雜誌社服務處為中心的區域，棍棒齊飛，吵吵鬧鬧，很多軍警人員都掛彩，暴動簡直要沸騰起來了，大家焦頭爛額之際，我同事打了電話到台北請示局長是否要調動陸戰隊來維持秩序。可惜局長拒絕採納這個建議。我心裡想的是，時機在這瞬間錯失了。歷史就往後來的方向發展，直到現在。如果當時真的出動了陸戰隊，我們現在還會是這樣國不成國，沒有個國家的樣子嗎？後來雖然有補救的大逮捕措施，也不過亡羊補牢。不只那些煽動的黨外人士壓不住，居然連幫他們打官司的律師團都出頭了。從那時候起，我就覺得這個國家在快速墮落、沉淪。我對黨感到失望、對政府無能感到失望、對領導人無能感到失望。我的內心實在糾結。沒想到我日後會不斷回想起那種糾結的感覺。我在幾次中正紀念堂學生示威那會兒、紅衫軍包圍總統府那時，都沒到現場。我太明白那些糾結的感受是無用的。世道變化得太快，我這把老骨頭真是跟不上，但許多道理我多少還明白的。哪知道這幾年變本加厲，大學生竟然占領立法院，高中生也敢衝教育部抗議，我真不明白我那些後輩到底為什麼儘吃飯卻不幹點事。我們過去怎樣執行任務，他們都不知道也沒興趣了。一群廢物。這讓我想起民國80年的時候，涉嫌叛亂的獨台會案。那是調查局最後經手的叛亂案，從那以後，再也沒有像老高那樣敢直接在記者會說出真心話的了。本來嘛，根據我們掌握的實證，這種根本已經「著手實施」的叛亂案竟然都不能好好辦，還整天被社會輿論罵什麼白色恐怖、羅織罪名。大學教授跟大學生都在起鬨，居然跑去占領中正紀念堂和台北火車站。這個社會的顛倒黑白、是非不分從那時就能看出端倪，整個國家的幸福前途大概從那時就斷送了。看看現在，當年那些滋事分子一個個都上了台，整個案子被拿來當做政治鬥爭的工具。但老高當時那話說得真漂亮：「我要告訴各位，中華民國的公務員，不是每個都是窩囊廢。」
那是個徵兆。因為我最著迷的時刻幾乎不再發生。隨著老高放話辭職，我也退休了。工作變得太乏味平淡，人人都說要照規矩來、依法行政，而我再也不能在別人的重大時刻當個無關的旁觀者。
我真想說我錯了。但日後所有的事情都證明我是對的。包括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包括她的寫與不寫。（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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