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頻道粉絲團
離開
進入【自由副刊】【閱讀小說】 黃崇凱／三輩子 -3之1
圖◎焯両黃
◎黃崇凱 圖◎焯両黃
我恨作家。恨他們出版的每一本書，恨他們寫的一字一句。
但我卻是他們最忠實的讀者。我待過的單位有一屋子滿滿的書刊和剪報本，分門別類，按照每個作者姓氏的ㄅㄆㄇ順序整理的檔案夾，收藏他們發表的每一行字和所有相關評論，製作他們的人際網路圖表。在那裡工作的人比文學史家還勤奮，致力蒐羅當代全部的文學創作，精讀、分析還寫下言簡意賅的批語。一開始大家當然是工作需要，但有些人也會在閱讀過程中變得很接近文學讀者，甚至可能迷上。道理很簡單，常常精讀同一個人的文章到最後就好像跟他本人交往，知道他認識哪些人，到哪些地方去，想些什麼，對什麼事可能有什麼反應和感覺（這就是我們基本訓練要求的「人事時地物」和「為什麼」）。不過，敝人所見，所謂的文學家呢，其實沒幾個值得一提，要不吟哦風月、發點無關痛癢的生活小牢騷，要不故作姿態，大多內在貧乏得很，唬唬沒讀過多少書的一般讀者還可以，可沒法騙過我眼睛。更別說有些不怎樣的還四出鑽營，教人看了歎氣啊。
那天在國家圖書館的會議廳，我見到當年那個女作家。說也奇怪，多年來她的檔案卷宗不管我到哪總擱在手邊，時不時就翻開讀幾則。我還是喜歡那時候翻閱資料的感覺，紙張逐漸變舊的氣味和觸摸的手感，好像有累積。現在叫做檔案的東西都變成磁碟片和電腦裡的東西，看得著摸不著。我知道那對工作很方便，但我不再需要工作了。我知道她對這個「女作家」稱號是有意見的，作家就作家嘛，何必非要前頭加個「女」字強調。她真是老了，曾經飽滿的雙頰消陷，頭髮稀疏，戴著老花眼鏡，可那派丰姿還挺爽颯，老得挺好看。我隔著幾百人的距離，遠遠看著，她跟我一樣都被歲月踐踏得縮水乾癟，小小的，被周圍一大票什麼去過愛荷華的作家環繞。從前我也隔著距離見過她幾次。到他們編輯部，她松江路住處巷子口，或者她外出跟其他女作家（我總是改不了口）吃飯、打牌，七嘴八舌聊天。我當然不可能在場，只能在外面打發時間，把有關她的報刊材料摺成口袋大小，趁著這些聚會結束前，盡可能讀一點。有時太暗，附近找不到掩護的地方，就把讀過的內容在腦子裡翻出來想想。那些個作家在台上講的都是我有些陌生的她了。那些她在美國的日子，我算算，都四十幾年了。她在這兒不過十五年。時光飛逝啊。那時我遠遠看著她孤身一人在松山機場，揮別送機的家人，搭上前往美國的飛機，還真他媽有點難過，畢竟跟了那麼久，就算養條狗相處個兩、三年也會有感情的罷。後來斷斷續續有她的消息，聽說跟個美國詩人在一起，創辦了什麼國際寫作計畫。反正人不在國內，影響有限，就隨便，她的檔案夾沒再增加什麼材料。我仍舊幹我的事，偶爾盯著幾個作家舞文弄墨。
那會兒我們有好幾組人在跟他們雜誌社，大多是些菜鳥在盯，他們只知道上頭說的「防範未然，弭禍無形」，根本不知道「田雨專案」的實質內容，甚至跟個人都會跟丟。說真格的，心理不夠強健的人最好還是別知道太多，無知者無畏，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最輕鬆。有人的跟法小流氓似的，緊迫盯人，三不五時打電話、出現在人家面前；我也知道有人會直接向對方要些無關緊要的文稿，當做情蒐資料交差。都是些討厭的蒼蠅。當年我也沒法知道太多，上面交代下來，我就得負責組織工作，那時其他單位、頂頭長官實際做些什麼，都要到很後來才約略曉得是怎麼回事。但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畢竟我們這行單位又多又複雜，大家活動各有圈子，有功大家搶，有過大家推，那也就表示很多細節不可能清楚明白，也別想追究得清楚明白，等看多了就猜得出八九不離十。
我壓根沒想到，民國52年訪台的美國詩人跟她吃的那頓飯，竟然成了改變她一生的契機。在國圖那個研討會前不久，她的增訂版回憶錄出版，我買來看，裡面描述她跟那個保羅怎麼度過那一夜的情節，我真是百看不厭。從她寫《鹿園情事》到《三生三世》再到這部《三輩子》，那個夜晚反覆被重寫，彷彿永遠沒有天亮，他們肩並肩坐在計程車裡，在台北街道繞來繞去，我英語不大通，不知道他們低聲嘰咕些什麼，倒是感覺得到他們頗為開心。他們以為我是背景，只有他們感受得到空氣中的甜味，好像面無表情的街景都光鮮亮麗起來了。後來她下車，我只能從後照鏡看著她慢慢變小，走進巷子，接著把詩人載回旅館。我記得詩人歪歪的大鼻子在暗影中掛著笑容，滿布微醺醉意。我敢說他從那時候就想得到她了。
本來隨著她離開台灣，我早該把她的資料夾歸檔了，卻還是會翻出她的著作不時溫習，好像她是我研究的主題，準備要寫篇論文似的。我知道她那部長篇小說在《聯合報》連載被腰斬，轉到香港《明報》刊完，後來在香港出了刪節版。不是我說，那小說確實寫得好，把我們中國人幾十年來的大變動和心路歷程都講出來了。那時候她寫得大膽還帶點黃，結果看看現在，每天的新聞沒有腥羶色就不叫新聞了。還是以前的新聞有焦點，報紙三大張，每天的副刊版就是作家集散地，一望即知道誰要出頭、誰正當紅。哪像現在的報紙，厚厚一大疊，圖片愈來愈大，文章愈來愈短，副刊得翻找很久才找得著，卻都是些不大認識的名字。我保持翻看各大文學報刊的習慣一輩子了，多年來只要有到訪愛荷華的作家寫關於她的文章我就剪貼保存，繼續為她的卷宗增添材料。我知道民國63年她回來過幾天（查核過後列在第三級管制名單），跟老上司雷震碰面，說實話，他們還能搗亂嗎，都老啦，正符合老頭子當年的算計，沒那力氣弄出亂子了。
要我說，所有的事情儘好在書裡發生，在書裡結束。他們雜誌那時批評國民黨、批評老頭子，事後看來不算什麼，雷震就是太自信了，以為接近過權力核心就不會被動麼，中國民主黨是個不適合被實踐的夢想，留在夢中最好。可惜這個夢被太多人看到了，老頭子可不准誰跟他同床異夢。有回我扮成滿腹苦水的軍人忠實讀者到他們編輯部訴苦，小個子傅正很熱心接待我，試著跟我談，我表現出一點厭世、一點憤慨，加上對軍中體制的不滿，他馬上就一副過來人的模樣，告訴我即使退伍也沒關係，他以自己做例子鼓勵我多讀書、充實自己，日後好好貢獻社會。我本來想把話題轉移到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徐訏那篇漏刊一頁的文章之類的藝文瑣事，好吸引坐在另外一側的她加入談話。不過沒成，傅正還沉浸在鼓勵我的青年導師幻想中，我只能擺出虛心受教的表情聽他說話。最後離開時，只記得她穿旗袍坐著低頭看稿的姿勢。
說起來，或許她在那一年就死過了。這個歸來的不是同一個女作家。她是雜誌唯一的女編輯，負責的又是與政治無關的文藝欄，雖然沒進監牢，我們得讓她知道外頭始終有人徘徊。讓她知道深夜隨時可能有人破門闖入，只是為了查看戶口名簿。我們，不，該直接了當地說就是我要她覺得自己像被關在閣樓的女子，夢魘，擁擠的恐懼，只能扭曲地待在暗無天光的狹小空間，空氣一絲絲被慢慢抽乾（沒錯，跟她後來寫在《桑青與桃紅》的閣樓段落感受差不多）。她能做的只是拿出稿紙、翻開洋文書，一字一句轉譯，在碼字爬格子的過程裡忘卻現實。
她在自己的房裡，不時會聽到遠遠近近的腳步聲和壓抑的呼吸聲，她會不時想起這屋子在9月4日那天上午9點湧入一堆穿藏青西裝的男人，凶巴巴地拍門、問話，他們隨後進入傅正的房裡，轟地關起門。她跟她媽臉色刷白，她女兒藍藍正在彈琴玩兒，樂聲忽高忽低，穿插那房間傳出的吼聲和對話，藍藍皺著眉，手指遲疑，望著她無話。她要藍藍繼續彈，銀色聖誕輕快響起，像一張薄膜覆蓋瞬間陷入寂靜的屋子。琴音反覆踟躕，藍藍問媽媽，他們在幹什麼。她要藍藍繼續彈，別管。音符正在掏空她，而她被擁擠的情緒填滿。藍藍乏了停住，跑過來抱住她，沒有樂音的掩護，肅殺立刻在屋裡現形。悶悶地翻找文件、抽屜、櫥櫃聲響，交談，隱隱約約。她們一家人在客廳不響，盲人聽戲似的，猜想門的另一邊。
中午左右，門開啟，瘦小的傅正被層層包圍走出來，他看上去有些疲倦，掏出一串鑰匙請她母親代為保管。她們看著傅正的背影隱沒在人堆，消失在外面矮牆巷口。屋子霎時空曠起來。藍藍和薇薇應該餓了，也該弄點什麼給她們吃。她想他們會再回來的，外面還有好些人沒走，但也只能等了。要逃嗎，又能逃到哪裡。一家人又該怎麼辦。等吧。那個下午是她此生度過最漫長的午後，甚至可以清楚看到陽光的腳步，怎樣一公分一公分位移。她毫無胃口，姆媽勸她多少吃點，她沒辦法，就算喝了幾口水，嘴裡始終苦苦的。枯坐期間有同事進院子，人未到聲先到喊著雷先生抓走了！馬之驌也抓走了！劉子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國社抄了！文件稿子全拿走了！她想下一個就是我了。等過晚餐，等過安撫兩個女兒睡覺，等過姆媽陪她等，直到通宵，看到窗外的天空逐漸由黑轉白，等到她竟然還能看到早上的報紙送來頭條新聞：雷震涉嫌叛亂。
天啊我真是愛死了這段描述。我好愛這欺負孤兒寡女的戲碼，我覺得自己就是文學家，我把一些想像直接寫在她回憶錄的邊角，就能完全進入她的生活、她的身體、她的思想，一一蒐證。這感覺真是棒透了。我特地把她回憶錄的這幾頁打了貓耳摺。這是一道邊界，越過這天，她的世界就一分為二，一個原本屬於她但現在不再屬於她的世界，跟一個她不得不封閉起來的世界。這是工作最美妙的時刻：別人生命中的大事，只是我舉手之勞的小事。
她的生活當然要整個碎裂。碎成一枚枚方塊字，她得盡量讓自己泡在這些字詞裡，在虛構的世界練習呼吸。所以她開始寫苓子的故事，重新梳理過往三斗坪的艱苦歲月，唯有透過這樣的重寫，才能再活一次，再活下去。不會有什麼比那時更苦。至少還活著，還跟家人依偎著。她讓自己很忙，比往常去工作、會朋友、看電影、寫稿都自由的時候還要忙。忙出了一本長篇小說、編譯了美國小說選輯、編譯了介紹給海外華人的中國女作家小說選輯。不是我說，沒有這案子，她幾時肯好好靜下來寫點東西，她要浪費自己的才華到什麼時候？她不知道我這是在幫她。助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讓人知道自己被扶了一把。
她哪想得到她媽病了，在通宵打牌和沉思之間，她媽的肺臟悄悄布上陰影。她死命不讓她媽知道那是癌症。太殘酷了是吧。一個女人，三十二就沒了丈夫，最疼愛的兒子也沒了，好不容易拉拔幾個孩子成人，在這遙遠的異鄉連六十歲都跨不過去。我簡直開心得不得了啊，丈夫遠走他鄉，母親罹患絕症，女兒還小，身邊朋友不敢接近，比我原先設想的橋段好多了。
在她陪著母親就醫期間，台大的臺靜農親自去拜訪，邀請她去開一門小說創作課。那是一根浮木，讓她近乎滅頂的生命稍微有了點支援，她倚著這根木頭漂到教室裡，跟一群年輕得還不知怎麼擺放自己手腳的學生，聊點寫作、遠方的幾個洋名字。東海的徐復觀也捎來邀請，讓她有機會離開台北，每週五跟余光中一塊搭著火車晃到台中，轉乘公共汽車上大度山，路過施工中的路思義教堂，在漆黑林蔭中的課室，對著一張張青春的臉孔說話，討論敘事人稱的問題（真有個叫陳少聰的後來也成了作家）。我當時寫給上頭的報告說，派人去聽課查證過了，她確實恪守著文學歸文學的底線，不曾提起過去的雜誌同事，也沒跟學生灌輸任何有關《自由中國》遺留的毒素。故毋須理會，聽其自為。本來嘛，寫作雖然是在孤獨之中，若是全然封閉隔離也會失去生氣的。
（待續）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