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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王丹／歷史的記憶者
◎王丹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羅馬尼亞裔美國作家魏瑟爾（Elie Wiesel，1928-2016）7月2日在紐約去世，世界各大媒體都予以顯著位置的報導，不少國家元首表達哀悼，可謂哀榮備至。幾乎所有的相關報導，都會提到，魏瑟爾是「歷史的記憶者」或者「歷史記憶的守護者」。這樣的讚譽當然是基於魏瑟爾做為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和倖存者，一生致力於揭示和保留戰爭和苦難的記憶，不希望世人遺忘曾經有過的歷史教訓。正如他在代表作《夜》裡所說的：「遺忘死者，就像第二次殺害他們一樣。」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更昭示了一個道理：只有永遠記住暴力的歷史，才有可能保障未來的和平。這，正是歷史記憶對現實社會和人類未來的重要意義所在，而魏瑟爾，在這方面為世人做出了榜樣，對他的來自四面八方的讚譽，當然是實至名歸。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要怎樣進行歷史記憶？魏瑟爾的回憶錄《夜》給我們指出了一個方向。這本書基本上是他本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生活的回憶。在集中營中，年少的作者親眼目睹了人間的悲劇，他的母親和一個妹妹在奧斯維辛死亡，他的父親隨後也在另一個集中營去世，失去雙親的魏瑟爾獲得自由的時候才十六歲，手臂上帶著被烙鐵烙印出的識別碼「A－7713」。痛苦的經歷曾經使得他有足足十年的時間不願意回顧集中營的生活，甚至一度想自殺。但是十年後，他改變了心意，決定把自己個人的經歷寫出來。這裡，「個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歷史記憶，尤其是苦難的記憶，不要說施暴者，就是受害人中，也有很多人主張「宜粗不宜細」，因為那樣細緻的回憶令人痛苦。而宏大的歷史敘事，對大歷史的分析，聽起來就不那麼怵目驚心裡了。按照這樣的思路，歷史和記憶就成了兩件事情。在法國年鑑學派的學術傳統中，歷史和記憶向來涇渭分明。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爾布瓦什（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說：「在傳統終結的地方，在社會記憶消亡或解體的地方，歷史學才開始。」年鑑史學家總是主張要和人們的親身經歷或鮮活記憶保持適當的距離，認為這是從事科學史學研究的必要前提。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尤其是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1931-）之里程碑式的《記憶的場所》出版以來，歷史和記憶之間這樣的區別開始被重新思考，記憶史研究開始成為新領地。最近幾十年來，歷史記憶的重點越來越轉向對於個人經驗的記錄。魏瑟爾的《夜》就是典型。
在我看來，歷史記憶不是「宜粗不宜細」，而是「宜細不宜粗」。因為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中，不僅僅有宏大的政治和社會背景可以進行分析，更有很多是人性的部分：我們怎麼面對和承受苦難，人在苦難中是如何扭曲內心或者維持尊嚴，這些，才是記憶的重點。政治是各自相異的，也是一時的，而人性才是我們這個世界得以維繫的基礎。正如以色列總理內唐尼亞胡在悼念魏瑟爾的時候所指出的：「他是一盞明燈，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典範，他了不起的人格與讓人難忘的著作，彰顯了人類精神能夠戰勝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惡魔。」的確，這正式魏瑟爾的個人記憶的力量所在。
因此，當我們記憶的時候，愈是個人性質的回憶，愈能觸及人性的問題，愈能讓我們從這樣的記憶中得到更深刻的經驗教訓。這就需要更多的具體的案例分析，需要更多的細緻的觀察，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像魏瑟爾那樣，說出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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