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世澤
反課綱爭議持續，台灣有五間大學的校長連署聲明，竟然指激烈抗爭會消殆台灣的競爭力。做為一個曾在大學執教的商人，聽到佔領教育部竟然扯到台灣競爭力消殆之類說法，不禁失笑。在香港去年遮打革命期間，有同類的說法，但由韓國近年產業發展來看，有可能今天在台北市佔領教育部這批小伙子，才是台灣產業界的希望。
示意圖。（美聯社資料照）
以亞洲標準而言，相信抗爭最激烈非韓國莫屬。曾幾何時，首爾街頭的抗爭動輒用上汽油彈。在二○○六年，韓農和學生在香港世貿組織部長會議上示範抗爭技巧，無論體能以至戰術都是第一流。他們截斷告士打道幹線的戰略，亦為去年佔領金鐘的戰略帶來啟示意義。
以台灣校長們的理論，韓國沒有可能有競爭力，但實情是，三星、ＬＧ等公司南征北討，令韓國在手機等產業地位遠遠將台灣拋離。而為韓國各大企業打江山的基礎，就是當年在首爾街頭用汽油彈與軍警對抗的那些人。這些人把他們的街頭鍛鍊用於韓國產業發展上，令韓國公司的魄力、紀律、意志都是第一流。今天台灣財團就是沒有街頭鬥士的意志，才會在遇上經濟困難時，不是向政府要，便是向北京要，沒有當年台商開拓新市場的意志。台灣那五位大學校長，實在太久沒看過世界的變化，不了解台灣的對手的競爭力正是街頭造就。
甚至在香港，最具革命色彩的其中一批商人，不少都是學運份子出身，就以香港掀起電訊以至電視產業革命的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為例，他大學時代曾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他在報章專欄憶述他大學時搞罷課歲月，他認為他搞罷課更能訓練他的組織和邏輯思考。相信沒有他大學時造就的抗爭思維，他亦不會創辦香港電視的前身城市電訊，一舉結束英資大東電報局對國際長途電話市場的壟斷局面。
因此，也難怪台灣的產業，不論文化產業還是資訊產業都很難走出去，中國式封建思維不由產業東主的腦袋消除的話，台灣產業只能越來越依賴中國。當中國經濟都自身難保時，台灣人只能坐以待斃，這方面，台灣人必須有所反省。（作者為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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