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需要傳頌，歷史需要記載，革命需要先知。台灣獨立運動發展至今，已經逐漸地從單純的行動、實踐層面，擴展到反省與回顧的階段。台獨思想的萌芽、台獨運動的組織、台灣認同的浮現、台灣主體性的堅持，已一一從過往的幽暗深淵中浮現，一躍成為當今台灣研究日益矚目的焦點。
一九六四年九月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因為印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以下簡稱〈自救宣言〉）遭到逮捕。此事旋即因為彭明敏大學教授的身分以及其國際友人的協助下引起國際關注，海外的台獨團體也紛紛表示關切，持續地透過機關刊物報導事件後續發展。同一年，在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即將分崩離析，代表新生代的台灣青年社已然崛起。除了組織與運動層面外，戰後台灣人書寫自我的歷史論述在六○年代逐漸成熟，開始開花結果。
然而，當台灣人的歷史書寫已經在日本付梓之際，彭明敏（一九二三─）、謝聰敏（一九三四─ ）與魏廷朝（一九三五─一九九九）三人於一九六四年印製卻來不及發送的〈自救宣言〉，則不僅在形式與內容方面都與《台灣人四百年史》、《台灣：苦悶的歷史》等大相逕庭，呈現出明顯的對比。首先，有別於上述二書先以日文版問世、多年以後才翻譯成漢文版，〈自救宣言〉則是一開始便是以中文書寫、印刷的文宣；再者，正因為〈自救宣言〉的目的在於大量印刷、發送，不但篇幅僅有六千餘字，內容則只有討論戰後台灣社會的諸多問題，並未觸及日本統治時期或者更早以前的台灣歷史。於是當一九六四年九月彭明敏、謝聰敏與魏廷朝三人在〈自救宣言〉中，提出所謂「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時就讓這篇簡短且來不及派發的宣言在諸多現實條件的限制下，成為台灣獨立運動史的重要文件。
除此之外，〈自救宣言〉並非全是三位當事人的幻想虛構，內容隨處可以發現背後來自於當時黨外人士的理路脈絡、思想淵源。換言之，〈自救宣言〉當中的主張，或許亦可視為當時台灣黨外知識社群的集體共識。
六○年代來自非洲的反殖民地浪潮，不僅影響了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其實亦對島內的台灣知識份子產生作用。另一方面，〈自救宣言〉雖然並未訴及戰前的台灣歷史與社會，但從謝聰敏的訪談內容中可以發現，其故鄉二林（海口）自日本統治時期以降始終存在著的抗日傳統，一定程度還是影響了他的思維，也與當時海外台獨運動的論述內容不謀而合。尤其重要的是，〈自救宣言〉並非只是當時「本省人」的思想成果，從謝聰敏的訪問中可以發現：六○年代的台北，特別是大學校園周邊所形成的知識社群網絡，其實便是〈自救宣言〉之所以不分省籍、族群，企圖以集體之力一同推翻蔣介石政權的主要原因。
〈自救宣言〉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是當時不分省籍、族群、世代，台灣知識份子政治意見的集合，更重要的是，他們嘗試在閉鎖的社會氛圍當中走出學術的象牙塔，直接將他們對於國家未來的想像暴露在群眾當中，縱然功敗垂成，卻也形成一條有別於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思想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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