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份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的文件。在這份「決議」中，特別提到：「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正式將智庫建設寫進這份戰略性文件中。今年四月，習近平針對智庫的建設，做了重要批示，即：「要把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份」。
值此對岸重視智庫建設之際，讓我們來探討：
獨立性是美國智庫的核心價值，這包括了：資金上和研究上的獨立。在資金獨立方面，資金的多元化是智庫財務獨立最重要的保證。美國為支持智庫財務的獨立，首先是免徵智庫的所得稅和財產稅。更重要的是，對企業給予智庫的捐贈，准許在應納稅額中扣抵。這項措施使得智庫的資金結構，多元而且源源不絕。
立法扶植智庫的發展，也是美國促使智庫資金多元化的重要政策手段。在美國明文規定，法案送達國會時，必須要有各種智庫的諮詢或調研報告作為參考。
在研究獨立部分，原則上智庫的研究項目，通常不會和捐贈者直接產生關聯。另外，智庫研究人員原則上，是依照自己的專業來選擇研究題目，一般不受捐贈者、指標…等外部之干擾。這使渠等可以集中力量，進行高品質和持續性的研究。
智庫的研究不只要求實用性，而且要具有開創性。面對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性問題，智庫要具備引領風潮、設定議題的能力。同時針對設定的議題，要能夠建構討論平台，整合利益相關的各方，討論出戰略方向；更進而影響決策的制定。
智庫為了達到以上任務，在研究人員的徵才方面，其來源就必須具備多樣性。而曾在各領域待過，有豐富經驗的領導者、幕僚人員就成為智庫爭取的熱門人選。而這項智庫與政務官之間的旋轉門機制，也讓智庫成為美國政務人才的「養成所」與「人才儲備庫」。
此外，智庫非常注重科學的研究方法。以藍德（RAND）公司為例，他們除了在賽局理論方面有傑出的成就外，還發明了諸如：KT決策法、互聯網的基本邏輯、德菲法、動態規劃…等。最後為了保證研究的品質，智庫通常會建立一套嚴格的研究成果審查機制；一般會有內、外兩種評審的程式。
國際著名的智庫通常是透過：開展國際交流合作、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組織跨國研究項目、在主要國家建立分支機構、幫外國培訓政務人才…等方式，來提升智庫在國際發言權和影響力，並成為全球議題的設定者及引導者。
從財務和研究方面的獨立性來檢視，在台灣的智庫，每年必須繳納十七％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另外還需繳納營業額五％的營業稅。如果這個智庫擁有自己的房舍，還需繳交相關的房屋稅。其次，台灣目前並無任何相關之法律，規定政府決策的程式必須諮詢智庫的研究報告。
台灣在鼓勵智庫資金多元化的政策方面，對於財團法人型的智庫可謂相當歧視。依目前之法令規定，如果企業或個人向國立大學捐款，其捐款數額可以一百％認列為費用；如果向私立大學捐款，則減為五十％。至於向智庫捐款，在個人部分上限是個人所得額的二十％；企業部分則是應課稅額的十％。在資金無法獨立的情形下，台灣的智庫完全仰賴向政府競標研究計畫，來維持營運。這就使得某些委辦的政府部、會，對智庫提出許多不合理的「即時、額外的服務項目」之要求。
在研究的獨立性方面，截至目前為止，政府委辦單位雖然不敢明目張膽的干預研究方向，但委辦單位與審查委員五花八門「雁過拔毛」式的附加意見，常使得研究方向歪七扭八，原先的研究構想也變得面目全非。
另外，政府委辦單位為了保護承辦人員，針對研究計畫的執行，發展出許多管制的內規。這些內規完全忽視研究活動具備：非例行性（創意）、一定的風險、須要延續（累積才可能突破）、時間的遲滯，以及自律重於他律…等特性；而將其當成工廠的製程一樣來管制。這不只造成研究難以有效進行，有時更為了符合規定的程序而必須犧牲了創意。而完全依靠政府標案來維持智庫的營運，也使研究人員淪為「逐計畫而居」的遊牧民族，完全違反研究需要延續、累積才有可能突破的特性，以致產生研究近視、功利、淺薄化的「滾石不生苔」現象。
最後，在提升核心競爭力方面，由於國內智庫很少接納經驗豐富的政務官，而研究人員也很少有機會到政府機關歷練。再加上這些年來，智庫財務普遍吃緊、會計對出差限制的不合理等，讓研究人員缺乏國際交流經驗。這當然不利智庫核心競爭力的提升，更不可能如美國的智庫，扮演政務官「人才庫」的角色。
當前台灣的智庫，無論是在資金、研究方面的獨立、人才的多樣性與競爭力的提升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值此中國將智庫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之際，國人若再不重視台灣智庫的惡劣處境，則遑論期待它扮演「智囊」的角色，最終恐將淪為替政府打雜的小弟。
難道台灣不再需要思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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