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是「過分干預」還是「監督制衡」？
深受馬英九倚重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先生，六月二十三日於美國華府智庫布魯金斯（Brookings）演講時，提出了這個問題（oversight or overreach?）。蘇起認為，王金平才是真正「沉默的國王」；依照這位「九二共識發明者」的分析，台灣現今代議民主問題的根源，在於馬王的失和與朝野協商的制度，破壞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癱瘓了國民黨立院黨團、也因此給了「外在勢力」（例如太陽花運動的學生）介入干預的空間，導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迄今遲遲無法正式生效。
幾乎是同一時刻，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女士在接受《商業周刊》訪問時，卻以烏克蘭為例，對於台灣若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將喪失政治上的獨立性，提出了善意的警示。她提醒台灣在與中國交往時，必須審慎評估每個決策所將帶來的可能衝擊與負面影響；希拉蕊提到，台灣如果不夠小心謹慎將變得脆弱，她也建議台灣人民必須以台灣的長期利益進行權衡判斷。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希拉蕊最近出版的「困難的抉擇（Hard Choices）」自傳，在中國遭到命令下架、全面封殺。
只要稍微花一點時間了解這兩段發言的脈絡，將不難發現蘇起與希拉蕊的分析評論，巨觀而言，都在處理台灣與中國的交往關係，微觀而論，都直接關涉引起軒然大波的服貿協議。真正令人比較難以理解的是：明明當過台灣國安會秘書長的人是蘇起，但為什麼希拉蕊講的話卻比較像是我國國安會秘書長應該有的認知？
其實，蘇起認為立法院「過分干預（overreach）」的「評釋」，正是馬英九總統近來頻頻公開抨擊國會的主軸，無論是自失身分地指責太陽花學子「既不立法、也不審查」，還是意在言外地暗指王金平將有「因果報應」，都是相同思維下的產物。若以最善意的方式試圖理解馬英九及蘇起的思維，他們應該是認為執政黨立委在國會中支持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本是天經地義。而兩岸服貿協議陷在立法院中動彈不得，完全是由於王金平將個人恩怨放在國家利益之前，暗助在野黨於國會內無理杯葛，同時這也是台灣現今代議民主存在的問題。
然而，馬英九與蘇起刻意略而不提的是，攸關台灣人民福祉與未來發展的兩岸協議，本非應由行政權所專擅；立法院早在二○○八年即已決議要求行政部門提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送國會審查，卻為馬政府所悍然拒絕。從政以來不斷站在台灣民主化對立面的馬英九，雖然空有哈佛法學博士名銜，但也似乎沒有認知到憲法所建立的行政立法相互監督制衡機制，不應藉由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以黨紀脅迫立委的黨主席而破壞殆盡。擁有政治學博士學位的蘇起，在美國華府解析台灣代議民主的病症時，也忘了提到「張慶忠三十秒事件」是受到馬政府的強力支持，也自然不會論及若非太陽花學子的介入，台灣國會「未經任何審議討論、即可視為審查通過」的表現，將淪為舉世的民主笑話。
實則，台灣代議民主的確存在失靈的現象。只不過，大多數人民所體認到的國會病症，卻與這兩位留美博士大相逕庭：我國國會不僅不是對行政權存在「過分干預」，而是連最基本的「監督制衡」功能都無法有效發揮，更在於代議機關的決策經常違反多數人民的意志。縱使不提攸關台灣未來的兩岸協議，單以最近立法院臨時會對考、監委人事同意權的行使，即已充分顯露這個真正的代議民主失靈問題。
蘇起在Brookings的演講，顯然是根本問錯了問題。真正值得思索的問題是：當代議民主的運作與人民意志嚴重脫節的時候，除了默默忍受、靜靜等待下一次選舉的到來外，人民到底掌握了什麼具有實效性的制度性武器可資矯正這個民主失靈的結果？在這個問題獲得有效解答之前，無論是國會內的議事對抗、還是街頭上的社會抗爭，都難以期待能有止息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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