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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子揚
在近代國家民主化歷程中，轉型正義扮演重要角色，就國際經驗來看，若干民主國家對於轉型正義處理，著眼於先前國家對於族群的壓迫與同化層面上，如美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等，皆積極處理過去國家政策對原住民族的壓迫（胡博硯，2018:8；謝若蘭，2016:2）。
原住民族研究者阮俊達先生在〈族群主流化觀點下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一文，針對原住民族在台灣轉型正義面臨的問題，提出（一）「族群主流化」（Ethnic Mainstreaming），以及（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特殊性」觀點。筆者嘗試透過該文理路進行以下討論。
首先，族群主流化觀點涵攝「各級政府部門具備基本的族群敏銳度，並讓社會大眾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族群關係的當事人，進而促使多元族群都能夠共同參與社會主流的建構」。其中，就消極面向而言，政府單位需避免歧視，但也要正視族群差異，同時排除政策制定上預設的優勢族群思考模式；在積極面向部分，則須力促國家社會各層面多元族群的參與和建構機會，即「共同參與主流的建構」，因此原住民族得以進入台灣社會主流，進而實踐不同族群間的對等互動。
其次，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特殊性，特別係針對「持續性不正義」部分。返視近代台灣史發展脈絡，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遷台後，針對原住民族治理方針，幾乎承繼日治時期，持續侵害壓迫，特別是一九五○年代所推行的一系列「山地平民化政策」，包括語言權、土地權、文化權、教育權、姓名權與發展權等更是斲傷原住民族各式生活權利，此外，白色恐怖期間，殺害樂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與雅巴斯勇．優路拿納（湯守仁）等菁英，更彰顯原住民族所受到人權侵害，兼具集體性與個體性。
原住民族不僅是台灣土地原始主人，更是做為台灣歷史發展起點與根源，其後迭經不同外來與殖民政府統治的「重層殖民」性格，原住民族的權利回復與歷史正義問題有其重要性與急迫性，這也是台灣邁向國家正常化必經之路。
（作者為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法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