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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景欽
徐自強冤罪案，一直成為選舉議題。只是在台灣，對於誤判、冤罪的轉型正義，卻存有諸多的障礙。
當初，認定徐自強有罪的證據，完全來自於兩名共同被告的自白。而在一九九○年代，警察刑求，似不是什麼新鮮事，故共同被告自白的任意與真實性，自然要受質疑。惟檢察官並未嚴格把關，法院更將最高法院於一九四二與一九五七年所作出的判例奉為圭臬，即就算被告不認罪，仍可以他共犯的陳述為被告的自白或補強證據。這不僅是有罪推定，更嚴重侵害緘默權保障。徐自強也在此等的審判結構下，經更五審後，於二○○○年遭判死刑定讞。
惟因徐案的瑕疵重重，促使監察院介入調查，指此案共犯自白非出於任意，且相互間的陳述更是矛盾百出。而大法官也於二○○四年作出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強烈指責法院將共犯供述當成被告自白，既侵害不自證己罪權，亦剝奪被告的對質與詰問權，致宣告最高法院的判例違憲。故檢察總長就依此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也將案件發回，再度進入更審程序。只是在經歷更九審，即到了二○一六年，全案才無罪確定。
被告雖可在洗清冤屈後，向國家請求刑事補償，但這漫長與生死邊緣來回的情境，再多的賠償，恐也無法彌補，故對造成誤判者，就更應為究責。只是以警察刑求來說，由於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法定刑為一到七年的濫權取供罪，因法條限定為檢察官、法官，就無法以此條文為論究，僅能以較輕的傷害或私行拘禁罪，並依據刑法第一三四條加二分之一為論處。
此外，欲為此等追究，必然是在冤罪被洗清後，這距離案發時間已過一段時間，即有證據流失，或相關涉及者因仍位居高位，致難以找尋真實的困難。更麻煩的是，就算能找到證據，恐也過了追訴權時效，而註定究責的不可能。
回想江國慶冤罪案，於二○一一年平反後，對陳肇敏等人的刑事究責，其母歷經五年的再議與交付審判，仍被法院駁回，就真真實實地反映出，台灣對於冤罪的轉型正義，只停留在以金錢賠償被害者，卻永遠缺乏對加害者的究責。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