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花蓮發生強震，損害最嚴重的雲門翠堤大樓，自不免讓人懷疑，其中是否也有建築結構的問題存在。惟以現行法制，欲對此等災害為法律，尤其是刑事究責，卻有極大的困難。
依據刑法第一九三條，承攬工程者或監工人，於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規，致生公共危險者，即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此罪因屬於具體危險犯，故不問建築物倒塌結果是否與建築有關，即可為處罰，似可為大樓倒塌的究責依據。惟此罪法定刑上限僅為三年，依據二○○六年七月一日前的舊刑法，追訴權時效僅為十年，故要以此罪論，也可能因時效已過，致須為不起訴處分，而只能以業務過失致死罪為刑事究責。
針對過失犯，乃須以違反注意義務為成罪的前提。惟所謂建築術成規，不僅得求之於繁雜的建築法規與技術工法，更會因時代變遷而有所轉變，故有否違反注意義務，就不能以現今的法令來審視，而應以建築當時的規範為依歸。尤其是在九二一地震後，法令對於耐震的要求雖趨於嚴格，惟若以之為震前建築物之起造，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基準，實就屬事後法之處罰，致有違不溯既往原則。
就算查有違反建築術成規之情事，但是否為房屋倒塌致人死亡的原因，卻又陷入因果關係證明的難題。雖然，檢方可以周遭房屋並未倒塌，以來為死亡結果的歸責，惟建造者未嘗不可以地震強度極大或土壤液化，甚或是住戶擅自更改主結構等因素來為推託，這必使事後的蒐證與鑑定工作變得複雜，致造成歸因的困難。甚且大樓建造，非一人所能獨力完成，就得面臨追究對象該延伸多廣，以及責任分散等等棘手問題。而若檢方難以證明此等因果關連，即便查有人為疏失，但基於罪疑惟輕，且在我國過失致死罪不處罰未遂下，也會以無罪為終。
就因災變的刑事究責有其窮極之處，對於相關人等的民事求償，才顯出其重要性。只是在台灣常見的一案建商之現況下，恐又會陷入長期訴訟的夢魘。故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就該主動擔負起法律扶助，甚至是賠償與補償之責任，以免讓受難者，處於孤立無助的二次傷害。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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