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維（David An）／前美國務院政治軍事幕僚

在台北和北京同時採取追求攻勢下，東南亞發現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上，這也連帶出現台灣和中國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外交拔河是否將導致兩者在東南亞競爭更加激烈的問題。蔡總統否認東南亞將會變成台、中之間激烈政治衝突的一個新競技場，她最近指出：「新南向政策不是在這個區域內提出一個政治宣示…讓我再次重申：這非關地緣政治，而是經貿事務。」遺憾的是，恐非單憑蔡政府就能決定該政策如何被理解和被對待，因為北京和東南亞必然有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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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蔡政府揭示了政策意圖，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台灣新南向政策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東南亞相互排擠。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指控，台灣新政策是有政治動機的企圖，欲轉移以中國為市場的中心，暗指這是一種提倡台獨的方法。誠然，台灣官方「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前言就說到，南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中國經濟面臨產業結構轉型、法規制度調整、勞動成本攀升及經濟成長趨緩；但台灣欲分散選項，不必然意味要放棄在中國做生意。

中國和越南五月十五日在北京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使事態政治化，對台灣新南向政策構成另一項挑戰。據媒體報導，越南承諾「持續尊重一個中國原則，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中國統一事業，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活動」；不具名的中國官員表示，中越聯合公報意在阻撓新南向政策。另一例，台灣三位立委代表團二月份訪問印度，中國就向印方提出強烈抗議，警告新德里應尊重中方「一中」政策，避免和台北有任何官方接觸。「中國因素」已成為新南向政策成功的主要破壞者。

在這些情勢下，台灣可訴諸本身優勢：彰顯新南向政策如何強調「雙向」貿易，相較於中國只強調為其產品尋找出口市場。前美國商會主席齊默曼（James Zimmerman）在中國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說：「告訴我們可從中得到什麼，若該倡議都是關於把中國商品帶到歐洲，或都是單向（貿易），那就注定無法起步。」相對地，台灣新南向政策明確計畫「雙向互惠」、「經貿合作」、「人才交流」和「資源共享」。舉例來說，二○○五年到一五年間，台灣從東協國家的進口額由二一○億美元成長到二八○億美元，同期台灣對東協的出口也跟著從二七○億美元成長到五○○億美元。

儘管新南向政策有經濟必要性，中國仍拒絕接受。面對北京的壓力，台灣不應避開在傳統媒介上宣傳台灣的產品和服務、觀光吸引力，例如在告示板、電視和網路，北京難以阻擋主要依賴購買廣告空間的傳統宣傳方式。

不過，有關高層菁英政治方面，台灣應採取不同的方法。在這些條件下，當處境需要審慎時，和東南亞政府靜靜合作會是明智的。三個月前，台南市長賴清德帶領十二所大學校長和代表赴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和政府官員會面，那次相對低調的訪問是成功的，結果簽署九項備忘錄。這趟成功的訪問恰恰因為代表團包括台灣教育領袖在內，抵達時沒有高舉大幅耀眼布條，並避免讓特定對話者身分曝光。該經驗供作能成功舉行政府對政府間會議的一種方法，可為貿易、為台灣的大學帶來更多國際學生，甚或為台灣官員在本區對企業的協助和支持，開啟大門。

同一段時間，台北市長柯文哲於三月底赴馬來西亞的訪問卻遇到比賴清德更多壓力。馬國明確提到希望合作保持低調，柯文哲抵達卻跟著大幅旗幟與張揚。儘管訪問團通常涉及誇耀要素，但台灣的政治敏感，採取慎重態度更有效。柯文哲訪問團也缺乏具體功能性焦點，如賴清德訪問團呈現出教育目的，政治顧慮較低。此外，在訪問途中，媒體報導清楚提到柯市長東南亞之旅除了推展台北市觀光、城市交流外，也「肩負有較政治性的外交聯繫工作」；這並沒有助益。柯市長在幾場會議被取消後，只能重申委婉說法，「我們是客隨主便，人家安排上方便不方便我們也不能去干涉別人」。

蔡政府及新南向政策的非對抗性態度是正確的，因為對台灣來說，理想結果是受惠於貿易增加與區域合作，沒有對抗。一位立委表示，「新南向政策」和中國「一帶一路」沒有衝突，因為它不是要與任何國家競爭敵對，「我們又不是幼兒園小朋友，跟你做朋友，就不能跟另一個人做朋友。若新南向能擴大合作，對三方都有好處」；這三方意指台灣、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雖然台灣希望發展和東南亞的貿易和人民間的交流、沒有地緣政治考量，其他方可能不這麼認為。因此，台灣應考慮能有效達成目標的策略和反制策略。

（楊芙宜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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