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宏
在以公眾性言論為主要風格的自由評論網，發表這樣一篇稍微拗口的文章，特別是文章聚焦於原住民的當代美學問題，確實是有點奇怪，更何況這篇文章試著討論是否可能以原民性來解離世界藝術，那又特怪了。不過，對於美學的思考與批判，相當程度（如果不是全部）內含著確實的政治性，甚至說美學是政治的本質也不為過。這點，單從台灣惡行的藍綠政治對撞，所進一步操弄出來的中國與台灣本土美學敘事上的爭鬥，可以看出政治活動本質上是在建構一個巨大的國族審美。而原民性對於當代美學，是否可能給出不同於國族審美鬥爭下的參照觀點？
兩年前，因緣際會接觸到一群因為百年前的戰禍而隱身在泰雅族北大嵙崁群（居住於現今的桃園復興區）的大豹社人（Toba），從那個時候開始激烈地意識到，「歷史」不該只是台灣主流政治運動所牽引出來的二元對立敘事。而生存於島嶼大部分土地上的原住民族，從他們生活領域的種種展現，對於當代世界乃至於資本主義化的當代美學而言，存在著什麼樣的意義，這是我思考的主題之一。
基國派部落黃肇宏先生，大豹社餘族耆老。（圖：作者提供）
長期以來，所謂的「原住民藝術」被過度符號、標籤化，或者或多或少像櫥窗物一般受到展示。特別在當代藝術的場域裡，亦難脫相當程度的特殊化觀看。稍微有一點文化批判感覺的人都知道，這樣的觀看方式還是具有人種學上面的意味。猶如1910年的日英博覽會時，日本總督府將一群排灣族高士佛社人遠渡重洋，花了半年的時間「移民」到倫敦，令他們住在一千多坪的「福爾摩沙土著村」。這段「人間動物園」的影像記錄近來在透過NHK的報導，在台灣引爆了相當的抗議。除了隱形的櫥窗化以外，還有一個觀看觀點是立基於危機感，認為原住民藝術應該像瀕臨絕種動物一般好好育種保存，此點雖然立意良善，但也將「危機」形象化了，間接孤立了原民性的力量與擴張性。
那麼，究竟原住民藝術該怎麼樣擺脫櫥窗化的處境，進而從中探討出一種對當代世界有未來性的意義？
帶著這個問題，2017年我來到舊金山史丹佛大學參加一場由NTSA主辦的研討會，該研討會主軸在於探討原住民與當代研究之間的關係。與會期間，無意間聽聞了「原民性」（Aboriginality，或譯為Indigeneity）的用語，當時我的心中就對這個詞感到微微地震動，像被丟了一塊石頭般，思量著這或許是原住民藝術去符號化的可能出口。而談論原住性，首先就得與我們當今朗朗上口卻愈來愈有淪為文化霸權的「本土性」並置來談，才能顯現強弱文化之間的辯證關係。
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說，台灣本土性很可能是福佬沙文主義的一種表現，而福佬沙文主義也確實是伏流於近年來「天然獨」的新國族主張的底層，像濁水溪一般慢慢滾動。但是，無論政治的台獨或者文化的台獨，可以發現，若將這些主張放在原住民，乃至於那些帶有華人異族色彩的外省人群裡，通通「行不通」，甚至引發傷害。這個時候我們發現，曾經弱勢受到打壓的本土性如何翻轉為大，甚至有成為單向霸權的危機，而我們也因此清楚，所謂的「文化」是必須堅持透過多重辯證而來的，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不能停止辯證，否則都有淪為法西斯獨大的危機。從這裡來說，對台灣（甚至是整個世界）而言，原住民是少數思想中的關鍵。
原民性是一個跨國的語彙，是一個全球化乃至對抗全球化的能量，其歷史的形式多半是口傳與歌謠，重視與祖靈之間的關係，其當代社會理念上可以視為社群自決的追求，當代思想上具有很強的身體性以及倫理性。簡而言之，原民性是一個當代全球意義的語言（或者「反說」），具有親土、重環境與重人倫的特性，在政治領域的理解上，則可以視為自決權的抗爭。在曼努埃拉．皮克（Manuela Picq）的理解裡，佔全球人口比例個位數的原住民族群，是當今抵抗資本主義掠奪資源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台灣思考原民性，第一步是對於福佬沙文主義的抗辯。其次，也許是最關鍵的，在於找尋一種更為普遍的原民性，或者，不如這樣問：在我們（漢人、都市人、平原人…….）身上，有沒有原民性？而這也將涉及到原民性如何轉移的問題。
大豹社遺族黃永輝（左）、宗民雄回到三峽的傳統領域的祖靈儀式。（圖：作者提供）
一如文化研究者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對於馬克思主義所採取的關鍵態度：將馬克思的思想「去地方化」（de-povincialize Marx）。其認為，必須將馬克斯主義專屬於歐洲的想法拔移出來，進而放置在歐洲以外各個地方殊異的歷史情境，如此才有可能重讀馬克斯，重新解讀各個在地的日常力量。當代台灣文化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單一性的文化體質，而這無疑是單一現代化所造成的。因此，一如馬克思主義，當代藝術與美學也面臨了相當嚴重的同質化危機，在這樣的條件下，位於當代藝術領域裡的原住民藝術顯得非常尷尬，或者囊括為異質文化資本的一環，而它真正的力量，也許不在當代藝術的展覽煉獄場裡。
為了避免原住民藝術過度被渲染上人類學式的少數化、浪漫化以及圖騰化，擺置在展示櫥窗的宿命，我們或許必須大膽地想像原民性的「去地方化」想法，思考原民性的世界性。我不是原住民（勉強說，僅有四分之一的西拉雅族血統），自然在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有種「逾矩」的嫌疑。去地方化的想法也很可能被解讀為，像以前的帝國主義者一樣「竊取出」原住民的思想資源，但與其困在這樣的倫理監牢裡，我更認為秉持著充分尊敬與理解原住民，是基本的態度。
怎麼樣從去地方化，從原民性來思考怎麼樣去解構世界性，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架構，卻也存在著想像的可能。單從藝術領域而言（畢竟我是一位創作者，比較能談這些），原民性就存在著對以「世界藝術」自居的當代藝術的解構可能。在史丹佛大學的論壇夜宿城郊那晚，共睡（擠）一個房間的Truku藝術家東冬．侯溫說，原住民並沒有確實的「藝術」這樣的說法，所有具有藝術性的行為其實都跟生活、祭典等等有關，藝術的介質是生活。如此說來，對原住民民而言，「藝術」確實是一個文化殖民的語言概念。同樣的，我也在花蓮太巴塱部落一次族人的文化導覽中，聽聞阿美族鮮豔紅色服飾的形成，是如何與日本時期殖民者的觀看愛好有關。這在在顯示了在國族主義之下，特殊的文化與習俗的形成往往脫離不了法西斯的政治性。在此之前，參與大漢溪河岸阿美族文化工作的台灣藝術家許淑真提到的「強勢文化」，應該是對原住民「藝術」比較懇切的說法，這裡面包含了都會邊緣生活的現實張力、傳統習典的展現、遷移的口述，當然也包含了部落族群既有的藝術性，以及我認為最關鍵的，一種相對來說共群的生活文化，這是台灣文化部「社區總體營造」之類的策略所很難營造出來的。
復興區金暖部落，聖誕報佳音聚會。（圖：作者提供）
當然，關於原民性解離世界藝術，還有相當大的篇幅需要去探討，而世界藝術也愈來愈懂得反過來吸納原民性藉以壯大自身，當然這又是另一個更加矛盾而尖銳的議題了。另一個難題是「距離」：我們與原住民的距離，這點看起來更無解。但是我以為，明確地面對這個距離，面對矛盾，恰恰才是思考我們身上的原民性的第一步。兩年來，常常在山上奔波後的下山途中，在慢慢進入原—漢混合的村落，乃至於純漢人的平原世界以後，我也總是會有一種不適應感（如果不說是一股嘔吐感）。有時候會對自己成長的台北都會區感到相當陌生。事實上，距離製造了認同混亂感，而混亂感卻也是轉機的地方，這涉及到了我們怎麼樣「時序混亂」（anachronism，或譯為不合時宜）地思考另外一種時間。從這裡來說，我們發現讓未來時間重新「攪混」（例如原住民有著以祖靈夢境來決定未來事情的做法），是逃離惡性資本主義的可能途徑之一，這是在距離地（不可避免地）面對原民性所產生的解讀。
在那裏，未來是以「夢詢」的方式前進，例如身兼銅門部落巫師的東冬．侯溫，就經常得注意祖靈在夢境裡的暗示，來決定未來的事。此時，歷史與時間又是一個虛與實之間建構的關係，但那個「虛」總不是那麼虛，那個「實」也總不是那麼實。
因此，關於時間的問題，翻譯的時間、後延的時間……是下一篇所希望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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