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鈞
日前，發生台南市虱目魚養殖業者到市府門口，焚燒民進黨證，對政府所謂「阻撓」他們前往中國交流，表達抗議。更早之前，屏東籍漁船「海吉利號」等五艘活魚運送船，浩浩蕩蕩發起「保祖產、護主權」登太平島行動，也遭到農政單位「關切」，引發漁民不滿。這兩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其背後的共通點就在於建構於過去十年兩岸農業交流大框架下的各項農貿往來，其所夾雜的非經貿因素，實已滲透到當下的政治運作邏輯當中。經貿往來理應回歸常態，而非遭政治干擾最終成為誤會一場。
先從這個月一日台南虱目魚養殖漁民的抗議事情談起。
農委會在八月時發出一紙公文，指出「與中國大陸洽談兩岸漁業合作的相關民間協議或意向，若涉及政治性內容，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之。」相信這樣明白的文字，很清楚地指稱是「政治性內容」；當然，當台灣虱目魚外銷中國大陸受阻，當初洽簽「契約養殖、政治性訂單採購」的台南學甲地區虱目魚養殖業者，對於新政府上台後的「不安全感」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認定這只公文是為了「阻止兩岸虱目魚契作」，則言過其實了！
台南市虱目魚養殖業者到市府門口，焚燒民進黨證，對政府所謂「阻撓」他們前往中國交流，表達抗議。（記者王涵平攝）
筆者之前在此專欄為文指稱，台灣虱目魚的最大出口國是美國與中東，中國大陸所佔比例其實有限；更重要的是，從海關出口統計數據中得知，2015年，也就是總統大選前一年，中國大陸對台灣虱目魚的採購就已經大幅萎縮。深入探究其原因，除了供應端的整合之外，主要還是在於中國大陸消費者對於虱目魚的「食用習慣」一直無法成功推廣，虱目魚在中國大陸除了加工品之外，仍多在台商圈中流通。
過去政府高喊兩岸農業交流，對岸也樂見台灣漁民透過「政治性採購」，以契約模式供應，達到穩定生產、穩定市場價格之效；這一點，就經貿往來的起始點而言，必須給予肯定。但可惜的是，後續對於生產端的供應鏈整合，包括產品品質的齊一化、產品附加價值的提升等等課題，與中國大陸市場開拓的難題，同樣都缺乏更有制高點的戰略性謀劃。只要查詢一下台灣虱目魚外銷中國大陸，均可發現在前期經上海市台辦簽線、上海水產公司下單採購之後，負責出貨的學甲地區虱目魚業者，仍得自己到中國大陸找商機。
也就是說，整個兩岸農業交流下開展的經貿往來，追根究就是一個「市場競爭」的核心問題。
虱目魚在中國大陸市場敗陣如此，負責運送活體石斑魚的漁船業者，則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過去簽訂兩岸ECFA，對台灣「農業讓利」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斑魚外銷中國市場」，也因此衍生出獨特的「活魚運搬船隊」；然而，這所謂的石斑魚活魚運搬船，就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中方對台施與小惠的籌碼」。今年，活魚運搬船隊大洗牌，不得不讓人有政治聯想。而農政單位針對海吉利號關切，也正是因為擔心「複雜的南海問題被中方力量牽著鼻子走」；用更嚴格的術語來看，就是透過「代理人」對南海議題發聲。
過去簽訂兩岸ECFA，對台灣「農業讓利」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斑魚外銷中國市場」，也因此衍生出獨特的「活魚運搬船隊」。（記者蘇福男攝）
也因此，日前海吉利號前往太平島護魚顧主權的行動，一度傳出漁業署針對活魚運搬發出「運搬船作業許可期間不得從事特定漁業、漁船應依規定配置足額幹部船員、漁船不得在海上私自轉換外籍船員、漁船搭載船員應依規定辦理受僱等行為。並且強調，會秉公處理這次行動的違規部分，以維護漁業作業秩序，並保障守法者作業權益。」就是不希望在南海仲裁之後，徒增不必要的變數。
綜觀太平島護漁到虱目魚契作問題，政府部門當然必須以照顧漁民生存權為首要；但兩岸經貿往來原本就不可能是單純的雙邊商業活動，在面對兩岸經貿代理人／特殊買辦集團的複雜結構，新政府為有更謹慎地去處理，在維護漁民權益與國家主權之間，找到平衡點。
更重要的是，在海洋資源勢必走向枯竭的外部環境壓力下，不論遠洋、近海、養殖或貿易往來，漁業發展更須要有永續經營的理念。
在海洋資源勢必走向枯竭的外部環境壓力下，不論遠洋、近海、養殖或貿易往來，漁業發展更須要有永續經營的理念。（資料照，宜蘭縣政府提供）
太平島護漁，是為了保護台灣漁民的漁場，還是在場邊搖旗吶喊讓主權問題更形棘手；虱目魚外銷何去何從，也絕無用一紙公文來禁止－事實上，這只公文的來由，是立法院經濟委員做出的決議，不希望中華民國漁會以「台灣總漁會」的頭銜和對岸簽屬漁業合作，有自我矮化之嫌。
當然，兩岸間的名稱問題，一向都會被無限上綱成為重大議題，這也是兩岸農業交流、農產品貿易往來，如果不拿掉「背後的政治運作力」，永遠很難面對真實的市場競爭，台灣農產品也將會迷失在這樣的政治讓利下，把建立市場競爭力的機會之窗，給白白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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